深夜，一名日军翻进老农家，偷偷将一摞钱塞进窗户，低声道：“千万别声张，这是白天拿您东西的钱”。老农不敢吭声，心想鬼子抢东西什么时候给过钱？更别说深更半夜的送钱了！ 说实话，那个往窗户缝里塞钱的日本兵，名叫坂本寅吉。 这人是个异类。白天，他在军曹的皮鞭和吼叫声里，不得不跟着大部队扫荡，看着同袍对咱们的乡亲挥舞刺刀。可到了晚上，良心这东西就像钝刀子割肉，让他睡不着。那摞塞进窗户的军用票，其实是他对自己灵魂的一点点救赎。 但这事儿，咱得两面看。 坂本寅吉这种“良心发现”，在当时数百万侵华日军里，那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时候，咱们老百姓面对的是什么？是绝对的残暴和碾压。 咱们把目光从那个窗户拉开，看看当时的东北。 在沈阳，有个叫杨化烽的老人，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那会儿还是个孩子，亲眼瞅着日军搞“集团部落”，就是把老百姓圈起来，像牲口一样管着。他爹因为不肯唱那首该死的伪满洲国“国歌”，被日本人活活打得半死，扔进山沟里。他娘呢？仅仅是为了回自家被烧的老房拿点东西，就被一枪打没了。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常态。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中国，版图上就像被捅了三个大窟窿：沈阳、重庆、延安，这三个点，连成了一个带血的三角形，撑起了咱们民族最艰难的脊梁。 咱们先说说重庆。 那时候的重庆，天上掉下来的不是雨，是炸弹。日本人想炸垮咱们的意志，这一炸就是6年。92岁的粟远奎老人回忆起1941年的那一幕，到现在手还在抖。那天警报一响，一家人往防空洞跑。洞里人挤人，空气稀薄得像被抽干了。他昏死过去，等再醒来，是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的。回家一看，两个姐姐没了，房子也没了，满眼都是废墟。 可重庆人骨子里硬气。炸了房子，咱们就住防空洞；炸了工厂，咱们搬进山洞继续造枪造炮。那时候有个词叫“精神堡垒”，就立在市中心。老百姓嘴里哼的是：“重庆人，不服输，炸不垮……” 这种硬气，连外国人都服。 也就是在那会儿，天上来了帮不要命的外国人——飞虎队。龙启明老爷子当年就是其中一员。他开着轰炸机，不管是那著名的“驼峰航线”，还是去炸鬼子的仓库，那是真玩命。机尾被打出14个大窟窿，照样把飞机开回来。他说那时候中美的飞行员，早上在一张桌子上喝稀饭，晚上可能就再也见不着了。 再把目光转到延安。 如果说重庆是硬扛的盾，那延安就是反击的矛。 在凤凰山的窑洞里，毛主席写出了《论持久战》。这本书厉害在哪？它把日本人看透了——小鬼子想一口吞个胖子，没门！咱们地大物博，拖也能把你拖死。 那时候有个叫张欣的小战士，14岁就参军了。他们的装备跟鬼子比，那就是叫花子跟龙王比宝。鬼子有飞机大炮，咱们有什么？咱们有地道战、游击战，还有老百姓手里的那口热饭。 张欣回忆说，最惨的时候，由于装备太差，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在涞水，10位战士打光了子弹，最后集体跳崖。这种悲壮，咱们在电影里看过，觉得是艺术加工，可在当年，这就是每天都在发生的血淋淋的事实。 说回开头那个日本兵坂本寅吉。 你以为他塞完钱就完了？没有。良知的折磨最终让他做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决定——他反水了。他逃离了日军军营，加入了八路军，后来还娶了个中国媳妇，改了个中国名字叫“蒋贤礼”。 这说明啥？说明正义这东西，是不仅能感染自己人，还能瓦解敌人的。 咱们中国这14年的抗战，打得太苦了。伤亡3500多万人啊！这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当时好几个欧洲国家的总人口。但也正是因为咱们这股子宁死不屈的劲头，牵制了日军一半以上的海外兵力，硬生生把二战的进程给改写了。 现在的年轻人，去沈阳看“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去重庆看大轰炸遗址，去延安看宝塔山，看到的可能只是静止的文物。但咱们心里得清楚，每一块砖头缝里，都渗着先辈的血。 王建学老师说得好，抗战胜利，是咱们中国重拾自信的开始。 咱们从1840年开始，被洋人按在地上摩擦了整整一百年。直到抗战，咱们才第一次把所有的牙齿都咬碎了吞进肚子里，然后一拳把侵略者打回了老家。 如今的中国，早就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样子了。 龙启明老爷子的儿子龙文伟说，父亲晚年最开心的，就是看到中国能自己造大飞机了，能把钢材卖到全世界了。 在沈阳，那个曾经被日本人占领、被视为“落后”的土地上，现在跑着的是咱们自己造的机器人，连劳斯莱斯都在用咱们的技术。 在延安，当年的南泥湾是靠锄头垦出来的，现在的南泥湾，是绿色生态小镇，老乡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咱们回头看那个深夜送钱的日本兵坂本寅吉，他的故事像是一个隐喻：在强大的正义和人性的光辉面前，侵略者的铁蹄终将破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