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名清朝刽子手的老婆，那些被砍下来的脑袋无人问领，就会被刽子手带回到自己的家中，这些脑袋就会交由他的老婆处理。 这个女人是谁？这些常人避之不及的东西，又能给她带来什么？ 照片上的女人名叫邓李氏，是清末刽子手邓海山的妻子，在那个年代，刽子手是个特殊又被人嫌弃的职业，从业者大多是走投无路的底层人，邓海山就是其中之一。 光绪二十八年的北京胡同里，邓家的院门总是关得严实，路过的人要么加快脚步，要么干脆绕道——谁都知道，这院子里晾着的不是衣物被褥，是一颗颗惨白的人头骨。邓海山每次从刑场回来，背上的麻袋沉甸甸的，别人买菜归家，他拎着的是无人认领的头颅，进门只说一句“又带了几个”，便把麻袋往厨房一放，转身去擦拭那把沾着血污的鬼头刀。 邓李氏从不问这些头颅的来历，也不打听案子的是非。她只默默地搬来大铁锅，添上井水，架起柴火，待水烧开后将头颅放入锅中。滚烫的沸水咕嘟咕嘟翻滚，她握着长柄刷子，一下下刷净骨头上残留的皮肉，动作娴熟得像在清洗寻常厨具。邻居家的炊烟带着饭菜香，邓家的烟囱里飘出的气味却让街坊们皱眉，背后偷偷骂“晦气”“遭报应”，这些话传到她耳朵里，她也只是低头继续干活，连眼皮都不抬。 处理干净的头颅，会被她摊在屋檐下的木架上晾晒，太阳底下，骨头渐渐泛白，和院子里的柴禾、农具摆在一起，显得格外刺眼。有一次，隔壁王嫂来借针线，瞥见木架上的头骨，吓得手里的针线筐都掉在地上，连滚带爬地跑回家。邓李氏捡起针线筐，送到邻居门口，只淡淡说了句“不碍事，都刷干净了”，王嫂却躲在屋里不敢应声。 她做这些，从不是为了什么怪癖，而是为了活下去。清末的刽子手虽有官府四元大洋的赏钱，却抵不过世人的排挤，邓海山挣的钱勉强够糊口，而这些无人认领的头颅，是家里重要的“进项”。当时新式学堂兴起，学医、学画的师生需要骨骼做教具，没人愿意沾这种“阴物”，邓李氏处理的头骨干净无异味，恰好填补了缺口。 买主都是趁夜悄悄来，敲三下门，递上银子，接过用油纸包好的头骨，转身就走，全程不说一句话。邓李氏从不问对方身份，也不多要一分钱，她只知道，这几块银子能给孩子买米、扯布做衣裳，能让生病的丈夫抓药。头一回干这活时，她夜里总被噩梦惊醒，感觉有冷风往被窝里钻，可看着孩子们饿得发慌的眼神，她的心渐渐硬了——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邓海山曾被师父告诫，斩满九十九人就收手，否则会遭报应，可他贪恋赏钱和家属给的“外快”，一生斩了近三百人，双手沾满鲜血。旁人嫌弃邓海山，连带着邓李氏和孩子也被孤立，孩子们上学要走后门，放学路上还会被同伴骂“刽子手的崽子”，回家哭着要转学，邓李氏只能抱着孩子，一遍遍地说“忍忍就好了”。 她的日子，全靠这些“阴物”撑着。有一年冬天，家里快揭不开锅，邓海山又因为醉酒误了差事被官府罚俸，邓李氏看着嗷嗷待哺的孩子，连夜把刚处理好的三颗头骨送到学堂，换回来的银子买了米和面，让全家熬过了最冷的日子。那天晚上，她坐在灶台边，看着跳动的火苗，手上的老茧被热水泡得发白，心里却踏实了——至少，孩子们不用挨饿。 1914年，北京政府规定死刑改用枪决，斩首被废除，邓海山彻底失业。没了头颅可处理，家里的“进项”断了，日子一下子难了起来。邓海山想种地，地主嫌他“晦气”不肯租地；想进善堂混口饭吃，又因“杀人太多”被拒绝，只能整日酗酒，对着墙壁发呆。 邓李氏没抱怨，她捡起针线活，给人缝补衣裳换些零钱，还去街上捡柴禾、挖野菜，硬生生撑起了这个家。院子里的木架再也没晾过头骨，改成了晾晒衣物的地方，只是那木架上的划痕，还留着当年的痕迹。孩子们渐渐长大，外出谋生，从不跟人提起家里的往事，邓李氏也老了，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时，偶尔会盯着那木架发呆，没人知道她在想什么。 有人说她心狠，说她为了钱什么都敢做，可没人知道，她只是个被生活逼到绝境的底层女人。那些常人避之不及的头颅，在她眼里不是阴物，是救命稻草；那些旁人唾弃的活计，是她养活家人的本事。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凭着一双粗糙的手、一颗坚韧的心，在世人的歧视和生活的重压下，撑起了一个摇摇欲坠的家。 邓李氏的故事，是清末底层百姓的缩影。在那个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年代，总有人要干这些没人愿意干的活，总有人要在绝境中挣扎求生。她的“狠”，是被逼出来的坚强；她的“不在乎”，是藏在心底的无奈。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