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北大教授章士钊在外面有了女人，妻子吴弱男上门索要说法，不料丈夫却说：我们可以一起生活。 清末名门吴家出了一位极有风骨的女儿。她自幼被寄予厚望，祖父是淮军名将吴长庆，父亲吴保初与谭嗣同齐名，家中出入的都是当时政坛名流。 14岁，她只身赴日留学，后来又成了同盟会最早的女会员之一，还给孙中山做过英文翻译，在那个时代已走在新女性的最前列。 也是在这股时代洪流中，她与出身寒门的章士钊相遇。章士钊1881年生于湖南长沙，父亲靠行医为生，他从小聪明好学，因在《苏报》上抨击清廷而被捕，出逃日本。早年他在《苏报》任主笔时，吴弱男就暗暗欣赏他的文字，把文章剪下贴进日记里。 同盟会为拉拢这位才子屡邀不成，负责人章太炎又是他结拜兄弟，知道他第一次踏进吴家时就对这位将门小姐一见倾心，却因自觉门第悬殊而不敢开口，便“顺水推舟”，请吴弱男出面规劝。 两人一见如故，情愫自然而生。为了追求自由恋爱，这位名门闺秀不顾世俗非议，跟着穷书生远赴英国，于1909年在伦敦结为夫妻，用“先斩后奏”的方式逼得家族接受这桩婚事。 婚后几年，可谓郎才女貌，相得益彰。章士钊在海外积极撰稿，介绍西方思想，逐渐赢得国内舆论的注意。 回国后，他凭借自身才华再加上吴家的财力与人脉，顺利跻身上流社会，做过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当过北大、同济教授，讲课薪酬高于旁人，军阀政客也愿给他三分情面。世人只看到他从寒门跃入显赫，却少有人记起，是谁在身后默默托举。 吴弱男同样没停下脚步。一边继续吸收西方理念，一边投身妇女解放运动，在社会上宣讲“男女平等”“妇女觉醒”，同时在家庭里操持内务，为章士钊生下三个儿子。旁人眼里，这对夫妻仿佛是“自由恋爱”的样板，代表着新式婚姻的美满与体面。 然而，外表光鲜的婚姻里，裂缝悄然滋生。章士钊先是频繁出入风尘场所，以给名妓写传为由，在外厮混；不久后又与青楼女子奚翠贞纠缠，将她金屋藏在别院，带着出入公共场合，外界干脆称其“二夫人”。 纸包不住火，吴弱男终究查到了真相。她带着三个孩子登门质问，本还存着一线希望，期盼丈夫回头，换来的却是两句冷冰冰的话：“我准备纳她为妾，你们一起服侍我”，又说“我们可以一起生活”。在他眼中，正妻与小妾不过是可以同时容纳在一个屋檐下的“角色”，而不是平等的伴侣。 这一刻，她曾经炽烈的爱彻底冷却。她曾为他违逆门第、远赴异国、打点人脉、抚养儿女，却换来被要求与情妇“共侍一夫”的屈辱。 娘家劝她忍下去，说祖宗几百年都是这样过来的，可她很清楚，自己当年高举的是自由恋爱的旗帜，如果最后屈服于一夫多妻，那才是真正的笑话。 于是，她给出最后通牒，让他在妻与妾之间做选择。章士钊却认准了纳妾之路，根本没把这位结发妻子放在眼里。她索性把离婚声明登上报纸，当众划清界限，引得舆论哗然，不少旧友为此撰文批评他，有的甚至公开与他断交。 办完离婚，她带着三个孩子远赴欧洲，从此不再仰仗任何人，独自把儿子们拉扯成人，继续关心中国的革命与妇女解放事业。有人后来告诉她，章士钊60岁时又娶了26岁的戏子，赌钱、抽大烟，生活愈发荒唐，她只是淡淡一笑，不作评论。 再往后，旧时代翻篇，新中国成立，这位曾经的名士因早年替北洋政府效力、私生活混乱而饱受诟病。小妾各怀心思，儿女多有隔阂，他晚年客居香港，身边寥落。1973年，92岁的章士钊在寂寥中病逝，昔日的风光不再，只留下“忘恩负义”的唏嘘与议论。 而吴弱男，则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风骨。她追求过爱情，也敢为爱情与家族、与旧礼教对抗；可当这段感情背叛了她最看重的平等与尊重时，她又能转身利落，带着孩子远走天涯，凭本事与意志活出另一种人生。有人说她晚年回国时，章士钊曾试着道歉，她只是一笑置之，把过去交给时间。 她用自己的选择告诉后人：女人可以深爱一个人，却不必为他放弃原则；可以进入婚姻，却不必把命运交到别人手里。真正的新女性，既敢牵手，也敢松手，爱得热烈，更能走得体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