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徐静斐去探望生病的父亲徐悲鸿，看到28岁的继母廖静文正在吃窝头和咸菜，顿时大怒：“父亲每月工资300元，再加上卖画的钱，你还在这假模假式装穷给谁看啊？" 在徐静斐眼里，父亲是享誉全国的大画家，每月有不低的工资，还有画作收入，按理不至于穷成这样。带着多年积怨，她脱口而出质问继母是不是“装穷”，想借此堵住她这位亲生女儿的口。廖静文只是一愣，并未争辩，默默吃完手里的粗茶淡饭。 这场看似针锋相对的见面，其实背后埋着更久远的纠葛。 1895年出生在江苏宜兴的徐悲鸿，从小家境贫寒，父亲以刻画营生，才情不缺，钱却总是不够。年幼的他一边下地干活补贴家用，一边跟父亲学画，从六七岁就与笔墨结下不解之缘。青年时期，他先在复旦大学攻读法文，又辗转日本、法国求学，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系统研习油画素描，把中西画法融会贯通。 1927年回国后，他在画坛崭露头角，《奔马图》中扬蹄长嘶的骏马成了民族精神的象征。他在美术教育领域也颇有建树，先后在多所院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更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抗战期间，他多次举办画展，将所得款项捐给前线，这种大义与担当，也为他后来的清贫埋下伏笔。 感情上，他与蒋碧微的故事曾被视作一段佳话。1917年，为和徐悲鸿在一起，蒋碧微抛下父母安排的婚事，毅然私奔日本。回国后，两人在生活压力与性格差异中渐行渐远，婚姻矛盾激化，又有张道藩介入，最终在1945年正式离婚。多年争吵与分手，让女儿徐静斐在流言和母亲的怨言中长大，对父亲的愧疚与不满交织，对父亲的新婚妻子更是充满敌意。 1946年，徐悲鸿与比自己小28岁的廖静文成婚，次年又有了新家庭与子女。对外界以及徐静斐来说，这段婚姻的时间点过于微妙，许多人习惯性地将婚变的原因归结到第三者身上。 可当徐静斐真正走进父亲的晚年生活时，她看到的是另一番情景。 在病房里，她发现家中并没有自己想象的富足，廖静文一日三餐粗茶淡饭，药费单攥在手里数来数去，恨不得把一块钱掰成两半花。她以为是刻意表演，却不经意看见屋里壁龛上挂着的一幅古画，署名吴道子。 廖静文告诉她，这件唐代真迹，是徐悲鸿用二十万元现金加几十幅自己的作品从海外换回的。他不忍国宝流落异乡，多年来将大部分收入投在收购名画与赈济灾民上，家底早已被掏空。抗战岁月，他办画展义卖，将全部所得捐给前线，如今又倾其所有抢救国宝，最后落到晚年囊中羞涩的地步。 这些事，徐静斐过去几乎一无所知。她只看到母亲的落寞、自己的窘迫，却未曾真正了解父亲把钱花在了哪里，更不知道廖静文跟着他吃了多少苦。 1953年，徐悲鸿因脑溢血去世。丧礼之后，廖静文从一个旧箱子里拿出一叠叠钞票，放在徐静斐面前，说这是徐悲鸿多年来一点点攒下、专门留给女儿的。他临终反复嘱托，要她照应好这位前婚所生的孩子，直到外孙都长大成人。 那一刻，徐静斐终于明白，自己多年怨恨的父亲，并非不顾子女，而是在国家、艺术和家庭之间疲于奔命；而自己从未信任的继母，并没有争抢家产，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一边支撑丈夫的事业，一边照看着这个家庭。 后来，廖静文用毕生精力整理徐悲鸿的遗作和藏品，将大量作品捐献国家，参与筹建纪念馆，守护他的艺术名声直至老年。同一时期，徐静斐走上学术道路，在自己的领域扎根，却常常临摹父亲的画，回忆起病房里那盏昏黄灯光下的场景。 从贫寒农家子，到留法大画家，再到晚年一屋清冷；从私奔成婚，到分道扬镳，再到再婚再组家庭；从女儿的怨恨误解，到在一叠旧钞和一幅古画前泪流满面，这一家人的故事，说到底是那个时代无数家庭的缩影。 有才华的人未必都是完人，有瑕疵的父亲也可能用另一种方式爱着子女。廖静文在风言风语中守着丈夫的事业，也守着一个并不属于自己的女儿，用日复一日的耐心，把“小爱”熬成“大爱”。而徐静斐终于在中年回望时，承认自己迟来的理解，是对父亲和继母最大的宽恕。 命运的手法固然残酷，可在误解与偏见的缝隙里，仍能看到温热的人心。等到尘埃落定，他们留下的，不只是画册上的骏马和博物馆里的名作，还有关于责任、选择与原谅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