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天，58岁的邓玉芬坐在破窝棚前，眼睛已经哭瞎了 丈夫没了，七个儿子送出去六个，全死了，她在等什么？ 没人知道，直到某天傍晚，门外传来脚步声，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 秋风卷着关外的尘土，刮过光秃秃的山梁，扑在邓玉芬脸上，带着一股子沙砾的糙劲儿。她坐在窝棚门口的石头上，脊背早就不像年轻时那样挺直，佝偻着，像一截被狂风暴雨侵蚀多年的枯木。眼睛看不见东西，可耳朵却尖得很，风吹草动都能揪着她的心。窝棚里的土炕凉飕飕的，锅台上早就没了热气，她一整天没怎么吃东西，却不觉得饿，心里头的那块地方空落落的，比这关外的秋风还要凉。 丈夫任宗武走得早，那年鬼子的炮弹落在村口，男人为了抢出乡亲们藏起来的粮食，被弹片击中，连句遗言都没留下。那时候大儿子永全才十六岁，看着母亲哭红的眼，咬着牙把镰刀换成了步枪，跟着八路军的队伍走了。邓玉芬没拦着，她知道，鬼子不赶走，这日子就过不踏实，家里的炕头永远暖不起来。 打那以后，二儿子永水、三儿子永山、四儿子永安、五儿子永合，一个接一个，都跟着哥哥的脚步参了军。她还记得送永合走的那天，孩子才十四岁，个头还没枪杆子高，攥着她的手不肯松，哭着喊娘。她狠着心掰开孩子的手，塞给他两个粗粮窝头，说了句“跟着队伍好好干，娘等你们回来”。话刚说完，自己的眼泪就掉了下来，砸在脚下的泥土里，瞬间就没了踪影。 她以为，孩子们总能回来几个，总能有人陪着她守着这破窝棚，守着家里的那几亩薄田。可消息传来的时候，一次比一次狠，一次比一次剜心。永全在攻打密云的战斗中牺牲，永水在反扫荡时被鬼子围困，宁死不屈，跳了山崖，永山在平北抗日根据地的游击战里，被流弹击中……每一次听到噩耗，她都觉得天要塌下来，可塌下来的天，终究还是要自己撑起来。她拄着拐杖，挨家挨户去打听儿子们的消息，走不动了就爬，爬不动了就坐在路边听，耳朵里灌满了枪炮声和乡亲们的哭声，眼睛就是那时候哭坏的，到后来，连人影都看不清了。 六儿子永石是最小的，也是她留在身边的最后一个念想。她本想着，就算前面五个都回不来，好歹还有永石陪着她，给她养老送终。可这孩子看着哥哥们都上了战场，也坐不住了，偷偷跑去参了军，走的时候连个招呼都没打。她摸着空荡荡的炕头，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还是拄着拐杖，去山里挖野菜，去河边摸鱼虾，把攒下来的一点点口粮，都送给了路过的八路军战士。战士们看着她花白的头发，看着她瞎掉的眼睛，都红了眼眶，喊她一声“邓妈妈”，她听着，心里头又酸又暖，酸的是自己的儿子们不知道在哪，暖的是这些年轻的战士，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日子一天天熬着，从春天熬到秋天，从酷暑熬到寒冬，鬼子被打跑了，内战也结束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那天，全村的人都在欢呼，放鞭炮，敲锣打鼓。邓玉芬坐在窝棚门口，听着外面的热闹声，嘴角扯出一抹笑，眼泪却顺着眼角往下淌。她知道，孩子们的血没有白流，这太平盛世，是他们用命换来的。 只是，她还是在等，等一个熟悉的身影，等一声喊她“娘”的声音。她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也不知道还要等多久，就这么日复一日地坐在窝棚门口，听着风声，听着鸟鸣，听着远处的脚步声。 那天傍晚的风，比往常要柔和些，带着点庄稼成熟的气息。她正靠着石头打盹，忽然听到脚步声，不是乡亲们那种急匆匆的步子，而是很慢，很稳，一步一步，踩在她的心尖上。紧接着，一个沙哑的声音响起，带着哭腔，喊了一声：“娘！” 这声音，她太熟悉了，是永石，是她最小的儿子！她猛地直起身子，伸出手，颤抖着往前摸：“永石？是你吗？我的儿啊！” 那个身影扑到她面前，跪在地上，抱着她的腿放声大哭。永石没有死，他在战斗中负了重伤，被送到后方医院抢救，捡回了一条命。伤好之后，他就马不停蹄地往家赶，一路打听，一路走，终于找到了这个破窝棚，找到了他的娘。 邓玉芬的手摸到儿子脸上的伤疤，摸到他粗糙的手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再也止不住。她哭着，笑着，嘴里念叨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窝棚里的土炕，好像一下子就暖了起来，锅台上，也仿佛有了炊烟的味道。 她等的，从来都不是什么荣华富贵，不是什么功名利禄，她等的，是自己的孩子，是这个家的根。六个儿子的名字，刻在她的心里，刻在这片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上，而活着的永石，就是她的念想，是她往后日子里，最亮的光。 夕阳把母子俩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落在窝棚前的泥土上，落在远处金黄的庄稼地里，安静而温暖。这世间最伟大的母爱，从来都不是养尊处优的娇惯，而是在国难当头时，把自己的孩子一个个送上战场，把眼泪咽进肚子里，把牵挂藏在心底，守着一个破窝棚，守着一份念想，等一个太平盛世，等一个亲人归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