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8日，方先觉带着十几个高级将领和日军谈判，同意投降。投降后，方先觉得知日军违背约定，用刺刀挑杀伤兵时，气得大哭。 说起来，卢庆贻这老爷子也是个苦出身。 1941年，才13岁的卢庆贻回长沙谋生，正好赶上第三次长沙会战。薛岳将军的“天炉战法”虽然把鬼子打得够呛，但咱们自己的伤亡也大。满大街都在征兵。卢庆贻看着日军的暴行，心里那个火压不住，一咬牙，报名参军了。 因为年纪小，又正好赶上部队招无线电学员，他就进了速成班。1944年6月初，日军发动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16岁的卢庆贻跟着方先觉的第十军进驻衡阳，成了军部的一名报务员。 这一仗，难打。太难打了。 当时的情况是，日军主将横山勇那是铁了心要拿下衡阳，原本计划是“三天攻下”。结果打了47天！ 咱们第十军只有1.7万人，这还是加上后勤杂役的数。面对的是日军四个师团加一个旅团，总兵力超过10万。 方先觉知道，硬拼肯定不行。他干了件漂亮事：直接把衡阳周边的山丘削成了绝壁，搞出了著名的“方先觉壕”。 卢庆贻当时在军部，虽然不用冲锋陷阵，但那紧张感是一样的。枪支弹药太缺了！缺到什么程度？前线战士都没法一人一把枪。 方先觉为了省子弹，下了个死命令，叫“三不打”：看不清不打，瞄不准不打，打不死不打。 这哪是打仗，这是在拿命换子弹。 卢庆贻记得清楚，日军后来急眼了，什么重武器、毒气弹全用上了。军部原本设在银行大楼里，结果三层楼硬是被炮弹削平了，他们只能搬到地下金库去办公。 即便这样，第十军还是扛住了。日军死伤惨重，不得不一次次增兵。横山勇这个老鬼子估计做梦都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衡阳，成了他的“绞肉机”。 到了8月初，仗打到这个份上，其实胜负已分。 第十军的外援被死死挡在外面，城里的能战之兵只剩下1200多人，可伤兵呢？足足有6000多人！这比例太悬殊了，等于全是伤员在撑着。 8月6日，日军从北门突了进来，惨烈的巷战开始了。 这时候，卢庆贻就在方先觉身边。8月7日晚上，方先觉让他发出了开头提到的那封“最后一电”。发完电报，方先觉命令卢庆贻砸毁电台。 那是个什么样的夜晚啊？卢庆贻舍不得砸，他心里还存着一丝念想：万一援军来了呢？万一有消息呢？ 电报发出去后，方先觉掏出了枪。 他是真想死。作为军人，战死沙场是最好的归宿，一了百了，名垂青史。他举起枪要自戕，旁边的卫士眼疾手快，一把抱住了他的手。 这时候，周围的师长们都哭成了一片。大家劝他突围，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可方先觉一句话，把大家都问沉默了：“我出去了，这么多伤兵怎么办？” 这时候，摆在方先觉面前的，是一个比死更难的选择。 死，容易，甚至能落个烈士的美名；活，并且带着污点活，为了保全这几千条人命去和鬼子谈条件，那是要背一辈子骂名的。 方先觉选择了后者。 卢庆贻回忆说，当时日军虽然攻进来了，但也到了强弩之末，伤亡巨大，横山勇也急着想结束战斗。于是，方先觉提出了停战谈判。 谈判也是有条件的。方先觉提了三条硬杠杠： 日军进城后，绝对不能杀害俘虏和伤兵； 必须全力救治伤兵； 第十军不离开衡阳，不被改编去打中国军队。 横山勇为了尽快拿下城池，满口答应。 就这样，历时47天的衡阳保卫战结束了。这是中国抗战史上作战时间最长、双方伤亡最惨烈的城市争夺战。咱们伤亡1.5万人，日军伤亡更惨，哪怕按最保守的数据，也有近2万人被歼灭，伤者更多。 可接下来的事，成了方先觉一生的痛，也是文章标题里那一幕的由来。 日军一进城，立刻翻脸。 他们把方先觉和高级将领关进了教堂。方先觉心里惦记着那几千伤兵，以为日本人会守信用。结果呢？就在停战后的不久，方先觉亲眼看到，日军违反约定，用刺刀在挑杀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重伤员！ 他以为自己牺牲名节、忍辱负重能换来兄弟们的一条生路。结果换来的是敌人的背信弃义和残酷屠杀。 他气得大哭。不仅如此，日军为了瓦解中国军民的士气，极尽卑鄙之能事。 他们在《朝日新闻》上大肆造谣，说方先觉是“无条件投降”，还配发了各种歪曲的照片。汪伪政权的报纸也跟着起哄。方先觉被关在衡阳，根本没法发声，这个“投降”的屎盆子，就这么硬生生地扣在了他头上。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方先觉和卢庆贻后来都找机会逃了出来，回到了大后方，继续抗日。 但是，“方先觉投降”这个说法，像幽灵一样缠绕了半个多世纪。很多人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甚至有人说他是晚节不保。 直到2014年，86岁的卢庆贻老人站出来接受采访。作为那场战争的亲历者，作为发出最后一封电报的见证人，他含着泪，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世人： “方军长没有投降！那是为了保全伤兵的谈判！一切都是鬼子编的谣言！” 卢庆贻老人后来回老家务农，过着平淡的日子，四世同堂。但他心里始终压着这块石头。他不仅是在为老长官辩护，更是在维护那1.7万将士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