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刘伯承1961年说，当年红军长征途中他曾经问过毛泽东，我们到底要去哪儿。

[微风]刘伯承1961年说，当年红军长征途中他曾经问过毛泽东，我们到底要去哪儿。毛泽东回答：“我考虑还是要往北。”刘伯承将军在说这句话时字里行间都是对于毛泽东主席的敬佩。   1934年，红军从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的短暂喜悦，迅速跌落至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泥潭，其中的教训太过沉重。   彼时的指挥层盲目推行“正规化”，丢掉了最擅长的游击战术，反倒要把灵活的红军拿去跟敌人的阵地战硬碰硬，这哪是在打仗？这分明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   最典型的苦果便是广昌战役，“分兵把守”的僵化防御战术让红军处处挨打，重要路口守不住，主力部队反被敌人逐个击破，最后落得个寡不敌众，到了10月，根据地是再也待不下去了。   撤离变成了唯一的生路，但这条路走得太苦，与其说是战略转移，不如说是一次并无明确方向的仓皇出走。   八万大军拖家带口，还要带着笨重的机器设备，浩浩荡荡地挤在蜿蜒曲折的山间小径——也就是那时候形容的“羊肠小路”。   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国民党军队的大军在宽阔的“官道”上机械化推进，对我军进行围追堵截；而红军战士不仅要克服拥挤不堪的行军环境，更因为失去了战略主张，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作为第五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当时承担的是最为艰难的殿后任务，负责掩护那些成了“累赘”的重武器辎重，前途未卜，身后是紧咬不放的凶悍追兵，整支队伍就像是一头陷入沼泽的困兽。   就在这命悬一线的当口，敌人的网早就张好了，蒋介石太清楚红军想干什么——当时的指挥层一门心思想去跟红军第二、第六军团会合。   为此，敌人在那条必经之路上早已调集重兵，布下了层层天罗地网，真要是硬着头皮去“会师”，等着红军的必然是灭顶之灾。   什么叫力挽狂澜？就是要在所有人都惯性思维的时候，敢于做那个“反其道而行之”的决定，毛泽东看穿了对手的把戏，当机立断拍板：放弃会合计划！我们不走大路，我们往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钻。   虽然贵州山高路险、地形极其复杂，但这恰恰成了红军的护身符，因为路险，敌人的重兵进不来；因为地形复杂，才有了红军利用有利地形周旋的空间，这一步“险棋”，直接让红军从“必死”的局里跳了出来。   也是在这个转折点上，刘伯承的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34年底，他不再是被动挨打的“殿后”，而被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   那一刻，后军变前军，他率领的第五军团成了撕开夜幕的利刃，在贵州境内，他们不硬拼，而是打完就跑，隐蔽行踪，这种灵活的打法让部队终于尝到了胜利的滋味。   转过年来到1935年1月，正是刘伯承带领部队作为先遣军强渡乌江，一举拿下了遵义城，这不仅仅是一次战斗的胜利，更是红军创立的第一个真正的战略支点，让那些疲惫不堪的战士们终于有了哪怕是片刻的喘息之机。   也就是在群山环抱的遵义，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秘密召开了，会议不仅仅是从组织上，更是从思想根源上彻底纠正了过去那种导致惨败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但也正是在这种看似局势稍缓、实则依然迷茫的时刻，刘伯承在会议间隙问出了那个核心问题：未来的路究竟在哪？行动方针是什么？   毛泽东回答的那个“北”，不仅是一个地理方向，更是一套全新的战略哲学。   “北上”这两个字背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术革命，既然决定了方向，怎么走就不再是原来那种“硬碰硬”。红军从此就像换了一支队伍，他们扔掉了僵化的阵地战，捡起了让他们如鱼得水的运动战。   看看遵义会议后的操作——从四渡赤水到迂回穿插，红军就像上了发条一样灵动，在川、黔、滇三省之间忽东忽西。   敌人的大军被调动得晕头转向，疲于奔命却连红军的衣角都摸不到，而红军总能在敌人意想不到的薄弱环节，突然发起致命一击。   那一路的艰难超乎想象，1935年5月，当面对大渡河天险和盘踞在泸定桥对岸的守敌时，这支队伍爆发出的生命力震惊了世界。   22名勇士在枪林弹雨中仅凭血肉之躯，硬是从晃荡的铁索上爬了过去，仅用3天，红军主力便全部渡过天险。   紧接着又是爬雪山、过草地，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山上，面对极度缺氧和刺骨严寒，这种源自信念的坚韧，让所谓的自然极限也变得不再不可逾越。   两年时间，足迹遍布十一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奇迹最终在1936年10月画上了句号，当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那一刻，历史已经证明了那个“往北走”决定的伟大。   如今回看，若没有当年放弃合兵一处的果敢，若没有从“官道”转向贵州山区的机变，若没有那个坚定的“北上”指引，这支队伍恐怕早已消散在历史的尘埃中。   正是毛泽东在危急关头的这份远见卓识，赋予了这支军队顽强的韧性，也难怪刘伯承元帅直到晚年，提起这段往事时，言语中依然满是无法抑制的敬佩之情。   信源：人民网刘伯承: 四参“总戎幕” 一生跟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