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一名女环卫工突然收到一笔30亿巨款，当得知汇款人后，她决定拿出24亿捐给国家。 这笔钱像一块烧红的烙铁，攥在手里烫得她夜夜难眠。 汇款人是她隐姓埋名四十多年不敢提及的丈夫伪满洲国核心成员赵欣伯。 街坊眼里的“耿阿姨”，突然成了汉奸遗孀，这个身份让她在扫街时都觉得背后有针在扎。 1945年日本战败那天，她蹲在院子里烧东西。 房产证、旧照片、丈夫穿过的军装，火苗舔着纸角，她边烧边哭。 从那天起，赵碧琰死了，活下来的是耿维馥，一个在浙江小镇靠扫街糊口的普通女人。 她学着说当地方言，把户口本上的“沈阳”划掉，换成“乌镇”，以为这样就能把过去埋进尘土里。 平静的日子被一封来自日本的律师函打破了。 信封上的“赵碧琰女士亲启”让她手抖得拆不开。 信里说，赵欣伯在东京、神户藏了房产和债券，估值30亿日元。 更糟的是，日本法庭上突然冒出17个“赵碧琰”，有人拿着假结婚证，有人举着模糊的老照片，都想分这笔钱。 她躲在出租屋里不敢出门，生怕警察找上门，更怕邻居知道她是谁。 中国驻日华侨总会的人找到她时，她正蹲在河边洗抹布。 对方递过来一沓文件，是大连档案馆翻出的户籍档案1932年，赵欣伯和赵碧琰在奉天（沈阳）的结婚登记，红章盖得清清楚楚。 律师团陪着她一次次出庭，从1984年到2004年，二十年间她往返中日三十多次，日语说得比方言还溜，却始终不肯在法庭上喊一声“丈夫”。 2004年日本最高法院宣判那天，她站在法院门口的樱花树下，手里捏着判决书。 阳光透过花瓣落在纸上，“耿维馥为唯一继承人”几个字晃得她眼睛疼。 记者围着问她怎么花这笔钱，她突然说：“捐给国家。”我觉得这笔钱对她来说，从来不是财富，而是压在肩上几十年的担子，终于能卸下来了。 财政部专门设了“赵欣伯遗产清偿专户”，24亿日元划进去时，辽宁老工业基地正缺技改资金。 剩下的钱，她在东北师范大学设了“维馥教育基金”。 2007年第一批受助学生里有个叫张桂梅的姑娘，后来成了全国优秀教师，回来看她时，俩人坐在乌镇小屋的小板凳上，张桂梅握着她的手说：“耿奶奶，我教的山里娃，也会记得您。” 晚年的耿维馥很少出门，常坐在窗边翻一本泛黄的《资本论》。 有留守儿童来家里写作业，她就指着书里的句子念：“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孩子问她啥意思，她合上书本，指着窗外的教学楼：“意思是，不干净的钱，要让它变得干净。” 维馥教育基金的资助名单每年都在变长，乌镇小屋的《资本论》扉页上，被孩子们用铅笔写满了“谢谢奶奶”。 她用最笨拙的方式，把丈夫留下的污点，变成了照亮别人的光。 那些年扫过的街、烧过的旧物、在法庭上忍住的眼泪，最终都化作了东北教室里的读书声，一声一声，清亮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