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知青戴建国不顾家人的反对，硬娶痴傻的程玉风为妻，新婚夜，正当戴建国流泪解开她的衣扣时，谁料程玉凤却突然一拳打在他的脸上。 1979年刚过完年，黑龙江逊克县的春天还没个影，戴建国把家里人拦在门外，自己拉着程玉凤进了屋，那天的风很大，院子里一地的干草叶子乱飞，像是也没个着落。 屋里灯光昏黄，墙上贴着的红双喜字有点掉色，但程玉凤神情呆滞，眼神一会儿飘到窗户上，一会儿又转向地面。 戴建国是上海知青，十七岁那年跟着队伍下乡插队，刚来的时候啥都不懂，村里人都说城里孩子娇气，干一天活能躺三天。 戴建国偏不信，他咬着牙学种地、劈柴，手上起的血泡一茬接一茬，可这些都比不上一个人心里的孤独，那时候他就觉得，世界上没人能真正懂得自己。 后来遇上程玉凤，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姑娘，干活麻利、性子直，有什么说什么，谁欺负戴建国，她第一个冲上去帮忙。 两个人慢慢熟络，程玉凤有时会在晚上给戴建国送饭，顺手还帮他缝补衣服，那段时间，戴建国心里有了点希望，觉得只要有个人陪着，再苦也能熬下去。 可好景不长，家里人和村里人都不看好，他俩走得近，程玉凤家里气得直跺脚，说“知青迟早要回城，咱们可不能把闺女搭进去”，戴建国心里明白，他们说的不是没道理，可心上的事拦不住。 1974年，戴建国因为家里有事回了趟上海，回来时，村里人都变了样，程玉凤也变得沉默了，原来，他走的那段时间，程玉凤的爸妈急着给女儿找归宿，给她定了亲。 那天晚上，程玉凤死活不肯，哭了一夜，结果第二天人就变了，谁劝都不管用，嘴里念叨着戴建国的名字，那户人家把她送回来，说她疯了，没人敢再提亲。 戴建国回来后，看到破碎的程玉凤，心像被刀割开，1978年，知青返城的政策下来了。 老家来信说，快回来吧，单位都安排好了，戴建国的家人希望他赶紧回去，说什么“家里就等你了，别在农村耽误自己”，可戴建国一想到程玉凤，心里就乱，觉得自己要是真走了，这姑娘可就真没人管了。 于是，1979年春天，戴建国下了决心，他跟程玉凤的父母说，“我娶她”，家里人气得脸红脖子粗，说他是疯了。 新婚夜，屋里只有他们两个，戴建国坐在炕头，心里酸得厉害，程玉凤坐在一边，眼神游离，戴建国试着靠近她，伸手去解她的衣扣，手刚碰到，程玉凤突然回头，一拳砸在他脸上。 戴建国被打得一愣，鼻子有点发麻，眼里全是泪，他没吭声，缓缓往后退了一步，把被子扔给程玉凤，“你别害怕，咱啥也不做。” 婚后日子比新婚夜还难，程玉凤情绪说变就变，有时候好好的，突然就发作，满屋乱跑，最严重的时候，屋里的碗盆全摔了个遍，邻居家小孩吓哭了。 戴建国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回来还得哄她吃饭，有时候，她不肯出门，连澡都不洗，戴建国只能小声哄着，慢慢给她擦脸梳头。 1980年代初，戴建国靠着在广播站帮人写稿子，挣了点钱，程玉凤的病情时好时坏，戴建国带着她跑县医院、找大夫，药吃了一堆，效果不大。 1985年，家里有了新变化，程玉凤怀孕了，戴建国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担心，孩子出生后，家里多了点人气，程玉凤抱着孩子，偶尔会露出一点笑模样，戴建国下地干活回来，看着母子俩在炕上睡觉，觉得日子也没那么难。 后来，戴建国调到县里的电视台工作，日子好过了些，他白天上班，晚上回来陪老婆孩子吃饭，程玉凤病情慢慢有了起色，偶尔还能帮着做点家务，村里人见了他，再也不说风凉话，反而夸他有担当。 1997年，戴建国的母亲在上海病倒，哥哥也查出大病，妹妹下岗，家里全指望他，那年，他四十五岁，已经在黑龙江扎下根，可上海那头的电话打来，说家里没人撑不住了。 戴建国咬着牙，把县里的工作辞了，带着程玉凤和儿子回到上海，一切从头再来。 刚到上海那会儿，生活一下子掉到了谷底，戴建国在电视台找了份临时工，工资低不说，还得照顾生病的母亲和妻子，程玉凤刚到新环境，病情又严重了，每晚都要闹腾一阵。 戴建国每天睁开眼就得干活，晚上还得哄妻子、照料母亲，累到晚上躺下就睡着，有一天晚上，戴建国正给程玉凤擦脸，程玉凤突然抬头看着他，嘴里轻轻喊了句“建国”。 他愣了一下，眼泪差点掉下来，这么多年，程玉凤第一次这么清楚地叫他的名字，那一刻，他觉得所有的苦都值得了。 再苦再难，只要一家人在一起，事就能慢慢好起来，之后家里人常常围坐在一起，程玉凤偶尔会拉着戴建国的手，说一句：“有你在，我就不怕。” 戴建国笑笑，继续给她夹菜，外人看着觉得平常，其实这才是最难得的日子——有个人一直在身边，不管你变成什么样，都不会丢下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