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王震以家里人病重为由，将远在广州的余秋里连夜召回。当时发生了什么？ “老人家病重，你赶紧回来，见老人家一面。” 这里的“老人家”，指的正是当时病危的周恩来总理！ 余秋里将军脸色骤变，内心猛地一沉。顾不上多问，他当即对警卫员下达了命令：“马上！我们连夜回北京！” 然而，命运弄人，尽管他第二天一大早就搭乘飞机火速返回，但还是迟了。 1月8日上午，当余秋里将军走下飞机的舷梯，总理逝世的噩耗也随之传来。 作为总理最信赖的经济助手之一，余秋里竟然没有赶上见老人家最后一面，他悔恨交加，在1月10日向总理遗体告别时，这位在战场上从未流泪的“独臂将军”，再也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悲痛，当场痛哭失声。 为什么周总理对余秋里如此重要？为什么余秋里得知总理病危会如此心急如焚？这要从余秋里将军两次“临危受命”的经历说起。 很多人只知道余秋里是开国中将，是威震敌胆的“独臂将军”。他在红军长征时，为救战友，左臂中弹，拖着伤臂坚持战斗了整整200个日夜，最终不得不截肢保命。贺龙元帅曾骄傲地说，他和贺炳炎两位“一把手”带出的队伍，“打得很硬，敌人听见‘一把手’的队伍来了，离得老大远，就吓得溜掉了！” 但余秋里将军的伟大，更在于他在和平年代的两次“拓荒”。 新中国成立后，石油短缺成了制约国家发展的“卡脖子”难题。当时西方国家断定中国是“贫油国”。到1958年，石油工业部成了“一五”期间唯一没有完成计划的工业部门，急需一位能打开新局面的领导者。 毛主席、周总理和彭德怀元帅三位巨头商议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余秋里。 面对调任，余秋里这个“外行”最初是犹豫的，担心自己做不好。但毛主席的一番话给了他莫大的信心和力量：“我们熟悉的东西快闲起来了，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必须去做，要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 余秋里没有辜负信任。他一上任，就展现了军人的雷厉风行和不耻下问。 他拒绝了新的办公室，选择和前任部长李聚奎对坐办公，虚心请教。 他多次登门拜访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学习石油地质理论。 经过深入调研，他力排众议，决定将石油勘探的战略重点转移到东部的松辽盆地。 正是他的胆识和决心，促成了著名的大庆石油大会战。 周总理对这次大会战给予了全方位的大力支持，甚至亲自下令动员3万名退伍兵给石油部增援。在大庆，余秋里提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1962年周总理视察大庆时，看到职工们住在简陋的“干打垒”房里，风趣地说：“你们住的是原始式的房子，用的是现代化的燃料，同志们现在的生活确实很艰苦，但将来一定会好起来的。” 1964年，周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庄严宣布：“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不论在数量或者品种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给自足了。” 在石油部做出巨大贡献后，余秋里又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次重大转岗。1964年，毛主席再次提议，调余秋里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 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余秋里只是“一员猛将、闯将”，不适合做综合性的计划工作。 但毛主席力挺：“他只是一员猛将、闯将吗？石油部也是有计划工作的嘛！是要他带一个新作风去！” 周总理更是直言：“让他去冲破一潭死水。” 余秋里清楚国家计委的工作非常复杂，但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从来不怕任务艰巨，不怕担子重”。他义无反顾地接受了任命，担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 根据中央的意见，余秋里负责组建了一个被称为“小计委”的计划参谋部，由周总理直接领导。他主持编制的“三五”计划，将投资顺序由农、轻、重调整为重、农、轻，这个调整得到了中央高层的认可，展现了他独到的经济战略眼光。 在那个特殊时期开始后，余秋里虽然身处险境，但他一直得到了周总理的有力保护。周总理曾亲自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明确表示：“余秋里是要保的。” 到了1967年，周总理曾经感慨，在经济战线上抓工作的，连他在内只有五个人，其余四人就是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和谷牧。余秋里将军，俨然成为了总理在经济领域最信任、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回到王震将军那通“病重”电话。它不仅仅是一条讣告的前奏，更是老一辈革命家之间深厚情谊的一个缩影。 王震将军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刻，选择用“老人家病重”这样含蓄却明确的暗语，是出于对余秋里将军的关切和保护，也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他知道，余秋里即便人在广州，也绝不会缺席对总理的最后告别。 余秋里将军的一生，从独臂的战将到拓荒的石油部长，再到运筹帷幄的计委主任，始终是一个“闯将”和“拓荒者”。他用行动证明了，真正的军人，不仅能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更能在经济建设上开疆拓土，改变国运。 他的成功，离不开他自身的坚韧不拔和虚心好学，更离不开以毛主席和周总理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的信任、支持和爱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