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一个刑满释放的土匪齐达榜，在赶车的路上，认出一70多岁衰弱的老农民，正是20年前杀害我党5名高级干部的凶手。 1947年的春天，当时的冀察热辽分局，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大战，在林西县召开了一次极为重要的党代表会议。这次会议规格极高，冀东、热东等地的代表团都去了，整整开了42天。 会议结束后，冀东代表团一行72人，踏上了归途。带队的是冀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李中权。 5月20日黄昏，这支承载着冀东解放区希望的队伍，走到了赤峰西边一个叫柴胡栏子的小村庄。 这个村子太小了，经过商量，决定把负责护送的热河军区的一个骑兵连，部署在东边两里地外的彩凤村。 那天晚上，大家睡得很香，毕竟到了自己的地盘，谁也没想到，死神正在悄悄逼近。 而这个死神，就是任伍芳。 他本是围场县的一个大地主少爷，后来当了汉奸，日本投降后又摇身一变，投靠了国民党，专门跟解放军作对。当时我军刚刚解放了围场，把他的老巢端了。任伍芳就像条丧家之犬，带着一千多号残兵败将，正准备逃往赤峰去找国民党正规军寻求庇护。 好巧不巧，就在代表团住进柴胡栏子的同一天，任伍芳这伙土匪也溜到了附近。 1947年5月21日清晨，天刚蒙蒙亮。 李中权将军有个习惯，早起散步查哨。他刚走到村口，就发现西南方向黑压压的一片人影，正在向村子蠕动。 李中权当机立断，大声喝问。对方一开始不吭声，紧接着就是一梭子子弹扫了过来。哨兵还没来得及喊出第二句，就倒在了血泊中。 任伍芳这伙土匪，虽然是乌合之众，但人数有一千多，而且手里有重机枪和迫击炮。反观我们的代表团，虽然有72人，但大部分是文职干部，手里只有短枪，甚至连手榴弹都没几颗。 子弹像泼水一样打在土墙上，尘土飞扬。代表团的干部们没有一个是孬种，他们拿着驳壳枪，利用简陋的房屋做掩体，跟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 这时候，大家唯一的希望就是驻扎在两里地外的骑兵连。 李中权连派了两拨警卫员去求援，甚至大家在激战中都能听到骑兵连那边的马嘶声。 可是，让人恨得牙根痒痒的一幕发生了。 那个骑兵连的连长和指导员，听到枪声如此密集，敌人如此众多，竟然被吓破了胆！他们非但没有增援，反而带着部队，一溜烟跑进山里躲了起来！ 这是什么行为？这是赤裸裸的临阵脱逃！这是对战友生命的背叛！ 失去了外援的代表团，只能靠自己了。从清晨打到上午8点，敌人已经把李中权他们坚守的最后几间屋子团团围住，甚至开始上房揭瓦，往屋里扔火把。 “同志们！要么冲出去，要么死在这里！冲啊！” 李中权将军拖着受伤的身躯，发出了最后的怒吼。 突围的过程是惨烈的。冀东区委组织部长苏林燕牺牲了，第15军分区副政委王平民牺牲了，第12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胡里光牺牲了…… 还有冀东行署财政厅长王克如和第15地委宣传部部长冀光，他们两人被困在屋里，腿部负伤，根本跑不动。为了不当俘虏，为了不给党组织抹黑，这两位硬汉，举起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那一战，我党牺牲了5名高级干部。 这是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我军在一次战斗中牺牲高级干部最多的一次。惨痛，太惨痛了！ 李中权将军身中两弹，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肺部，距离大动脉只有一毫米。但他命大，硬是凭着一口气，带着幸存的同志冲出了重围，最后遇到了赶来增援的兄弟部队。 消息传到中央，毛主席震怒拍案：“一定要让敌人血债血偿！” 后来，那个贪生怕死的骑兵连连长和指导员被执行了枪决，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可是，罪魁祸首任伍芳呢？ 这老小子太狡猾了。我军随后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行动，把这股土匪打得七零八落。其他的土匪头子，要么被打死，要么被镇压。唯独任伍芳，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谁能想到，这一躲，就是21年。 任伍芳并没有逃到天涯海角，他就躲在老家附近，改名换姓，装成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平时话不多，干活卖力，甚至还骗过了当地的公社干部，混成了“贫下中农”。 他以为，只要自己不开口，那个血腥的早晨就会被时间掩埋。他以为，那5名牺牲的高级干部的冤魂，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 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968年的那个冬天，当齐达榜赶着大车经过那片田地时，命运的齿轮终于咬合上了。齐达榜以前是任伍芳手下的一个小喽啰，对这个发号施令的大当家太熟悉了。任伍芳化成灰他都认得。 齐达榜虽然以前也干过坏事，但经过十几年的改造，早就洗心革面了。他没有犹豫，立刻跑到了公安机关报案。 “公安同志，我要举报！那个老农民，是土匪头子任伍芳！” 面对齐达榜斩钉截铁的指认，面对公安人员突击审讯时的心理攻势，任伍芳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他交代了。 他承认自己就是那个恶贯满盈的任伍芳，承认了当年在柴胡栏子欠下的累累血债。 1970年3月24日，任伍芳被依法执行枪决。 随着一声正义的枪响，柴胡栏子那22位烈士的英灵，终于可以安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