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在银行上班，闲聊的时候偷偷告诉我。每个银行都有好多账户几十年没人交易，从几块钱到几千块不等，行里叫“睡眠账户”。她最近整理老档案，翻到个1987年的存折，户名是“周桂兰”，余额栏写着“38.6元”，最后一笔交易是存了两斤粮票兑换的现金，之后就再也没动过。 老婆今晚回来时，制服领口还别着工牌，银灰色的丝巾松松搭在肩上，一进门就把自己摔进沙发里——银行月底结账，她整理老档案整到头晕。 “你知道吗，”她捏着眉心笑，“行里好多账户睡了几十年，几块到几千块，像被人忘在抽屉角落的旧糖纸。” 我给她递水，她却从包里摸出张复印件，边角都卷了：“今天翻1987年的档案柜，碰到个硬壳本，蓝布封面边角磨白，翻开第一页，户名‘周桂兰’三个字是钢笔写的，笔尖顿了顿，‘桂’字的竖弯钩拖得有点长。” “余额38块6，”她指尖点着复印件上的数字，“最后一笔交易备注‘粮票兑换’，旁边铅笔小字标了‘2斤’——1987年，粮票刚退出流通没几年，好多人还习惯把剩下的票证换成现金存着。” 我凑近看，数字被印泥盖得有点模糊，像蒙着层细灰。“她当时是急着用钱，还是只是想把粮票换成现金存起来？” “谁知道呢，”老婆把复印件平铺在茶几上，“那时候工资一个月才几十块，38块6能买半袋面粉，或者给孩子扯块花布做件新衬衫。周桂兰会是个什么样的人？也许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的确良衬衫，去银行时手里攥着粮票，指节因为用力有点发白。” 我们俩对着那张纸发呆。窗外的路灯刚好照进来，在“周桂兰”三个字上投下细长的影子，像她站在那里，没走。 “同事说，这种睡眠账户最后大多充公，”老婆突然轻声说，“但这个不一样，你看这存折，内页夹着片干了的槐树叶，压得平平整整——她当时存这笔钱，是不是心里有个盼头？” 我想起我妈总说，1980年代末，谁家要是有几十块活期存款，出门都腰杆直些。“也许她后来搬家了，存折弄丢了？” “或者生病了？”老婆的声音更低了，“我查了系统，开户地址是老城区的巷子，现在早拆了，变成写字楼了。” “也可能，”我突然想到，“这笔钱是给哪个孩子攒的，结果孩子没等到花这笔钱的时候？” 空气静了会儿，只有冰箱制冷的嗡鸣。老婆把复印件叠成小方块，塞进钱包夹层：“明天我跟领导说说，先别标‘睡眠账户’，再放放吧。” “放着等谁呢？” “等周桂兰啊，”她抬头看我，眼睛亮亮的，“或者等她的孩子，她的孙子——万一有人记得，1987年的春天，奶奶去银行存过两斤粮票换的钱呢？” 我想起前几天收拾老家，在衣柜最底层找到我爸1992年的存折，余额52块3，最后一笔是取了10块买化肥。当时只觉得旧，现在突然明白，那些数字不是钱，是他们攥在手里的日子。 今晚睡觉前，老婆把钱包放在床头柜上，月光从窗帘缝钻进来，刚好照在夹层的复印件上。我仿佛看见1987年的周桂兰，站在银行柜台前，把两斤粮票轻轻放在玻璃上，柜台里的人问她存多久，她想了想，说“活期”——大概是觉得，说不定哪天就需要这笔钱，说不定哪天日子就松快了。 可日子松快了，她却忘了来取。 也许不是忘了，是后来的日子里，有比38块6更重要的事：孩子上学，老人看病，或者只是某天路过银行，想起存折在家里，想着“明天再来”，然后明天复明天，就过了几十年。 老婆翻了个身，迷迷糊糊说：“明天我再查查周桂兰的开户信息，说不定能找到她的后人。” 我没说话，只是摸了摸她的头发。其实找不找得到又怎样呢？38块6现在买不了半袋面粉，甚至买不了一杯奶茶，但1987年那个把粮票换成现金的女人，一定在存款单上写下“周桂兰”三个字时，心里有过一个闪着光的瞬间——就像我们现在，把工资存进卡里时，想着下个月要给孩子买的玩具，要带父母去的医院，要和爱人过的周末。 那些被时间盖住的数字，原来都是没说出口的盼头。 天亮时，老婆已经走了，我在茶几上看到张便签，是她的字迹：“周桂兰的存折原件我锁档案室铁柜了，钥匙贴在柜门内侧——等她来。” 我没说话，只是把便签夹进了我的笔记本。夹在1987年的那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