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一夫一妻制入法。川军将领范绍增把七位妻妾叫到堂前，明说只能留一人。年轻貌美的七姨太赵蕴华，笃定自己能留下。没人想到，范绍增的选择，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那年5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条文像一阵风，刮进重庆范庄的青砖灰瓦里。川军将领范绍增站在堂屋上首，手指叩着红木案几，案几上的青瓷瓶映着晨光，堂下七位女子的影子在青砖地上拉得长短不一。 原配陈文兰站在最边，霜白的头发绾成简单的发髻，青布衫衣角被手指无意识绞出褶皱——她十六岁嫁进范家，伺候公婆三十年，早把这里当成根。 六姨太叶邵芳腰杆挺得笔直，眼神里是不肯走的执拗。 七姨太赵蕴华正对着菱花镜补眉，眉笔划过眉梢时，嘴角还带着笑，她最得宠，笃定老爷的选择只会是她。 范绍增突然抬手，一掌拍在案几上，声音在堂屋里荡开。 “新中国的规矩，婚姻自由，一夫一妻。”他语气里没了往日的笑闹，沉得像块铁。 七姨太手里的胭脂盒“啪嗒”落地，碎成几瓣。她踩着绣花鞋快步上前，一把拉住范绍增的袖子，娇声晃着：“老爷，你肯定留我，对不对？” 其他姨太顿时乱了。有的低头抹泪，有的互相埋怨，只有陈文兰还坐在角落的椅子上，像尊沉默的石像。 没人料到，范绍增拨开七姨太的手，径直走向角落。他在陈文兰面前站定，指节轻轻落在她肩头，声音软了几分：“大太太留下，其他人，遣散。” 七姨太脸上的笑僵住，眼睛瞪得圆圆的，仿佛没听清。 叶邵芳突然“扑通”跪下，额头磕着青砖：“我宁死不走！” 范绍增从怀里掏出一沓银票，每人三千大洋。他看向叶邵芳：“你要是执意留下，就一起住。”这话不是偏袒，是念着当年——陈文兰替他挨过祖父的鞭子，在祠堂跪一夜求下他性命；叶邵芳陪他在抗日战场送过信，子弹擦着胳膊飞过时，她还死死护着军报。 那时的川军将领里，杨森有十二房姨太，刘湘也有五位，都在观望新法律的松紧。范绍增却主动遣散，逆势而行——他遣散的何止是妾室？是袍哥人家的旧规矩，是军阀时代的风月账。 遣散那天，范庄门口停了几辆黄包车。七姨太攥着银票，眼泪砸在票面上：“我原以为，新鲜劲儿最要紧……”话没说完就被哭声堵了回去。 叶邵芳没走。她抹掉眼泪说：“我图的不是钱，是你待我的恩义。” 范绍增拍她肩头，苦笑：“傻女子，以后没主仆之分，咱们是平等的夫妻。” 后来政府出台补充规定，若女方自愿，多妻关系可不强拆。陈文兰的“守”，叶邵芳的“留”，成了新旧交替时的镜子——法律是硬的，人心却有温度。 这个曾入袍哥、抗日时在浙西击毙日军中将酒井直次的将领，骨子里总有股江湖气。解放战争时，他率两万官兵在四川渠县起义，投向新政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河南省体委副主任，安稳度晚年。 1977年3月5日，范绍增在郑州病逝，享年八十三岁。他的骨灰在世上搁置了四十四年，2021年才入土重庆——这里有他修的范庄，有陈文兰的坟茔，还有叶邵芳守了一辈子的等待。 有人说，他这辈子值了：打过鬼子，守过发妻，连死后骨灰安放的争执，都带着江湖人最看重的“情义”二字。可谁还记得，1950年那个清晨，堂屋里愣住的七位女子，和那个在法律与人心间，选了后者的川军将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