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3岁的翟曼霞被判处死刑，跪在刑场上等待执行。在行刑前，她突然歇斯底里地对着天空喊道：“我没有罪！”话音刚落，一声枪响，她年轻的生命就定格在了23岁。 6年前，翟曼霞随父母从国外归国。她自小在国外生活，习惯了自由穿着与表达情感的方式。改革开放刚起步的年代，社会秩序尚未稳固，个体自由还未被广泛接受。 她穿短裙、烫头发、穿泳衣在河中畅游，在当时的北京街头，引来了极大关注，也引发不少非议。 1979年后，《刑法》首次设立“流氓罪”，罪名定义模糊，涵盖范围极广，成了当时严打背景下的高频适用条文。 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决定》，全国进入“严打”高潮。翟曼霞，就是那批典型案件中的一个。 公安机关以“调戏男性”“聚众游泳”“言行不检”等理由立案调查翟曼霞，案件被迅速升级为“流氓集团案”。尽管未查出任何实质性犯罪后果，她依旧被定为“流氓首要分子”。 案件从立案到宣判仅用两个月，执行时间也在判决后不到10天内完成。 翟曼霞在看守所期间，曾连续递交数十份申诉书，信中没有一句辱骂，只反复强调一点：“恋爱、穿衣，是我的自由，我没伤害任何人。” 她写信给当时北京市司法部门，信中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我请求审判我的人，先试着了解我活着的方式。” 信未被公开，也未能改变结局。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她案发时未伤人、未盗窃、未聚众斗殴，仅因“行为有悖风化”被判死刑，引发法律界与社会长久反思。 北大法学院陈兴良教授后曾在课堂中提及翟曼霞案件：“刑罚的公正性，不应由社会观感决定。” 1997年，新刑法正式废除“流氓罪”，并明确设定性骚扰、猥亵、聚众斗殴等独立条文，以防止类似滥用。 翟曼霞案在人大常委会议事资料中并无特殊记载，但她的名字，多年后频繁出现在法学教材与研究报告中，成为“罪刑法定”原则建设历程中的关键注脚。 一名普通女性，仅因行为与时代不符，就被迅速推上绝路；而她在最后一刻留下的那声“我没有罪”，在后来几十年中不断被人提起。 不是控诉，而是提醒。 社会的进步，法律的进化，或许都源于那些沉默中被忽视的呼喊。她没能看到1997年刑法的修改，但她的故事，让更多后来人学会敬畏权力与法律的边界。 她虽死，却成为推动制度改变的一部分。 生前无声，死后有名，翟曼霞不是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