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岁的双胞胎姐妹被送去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每周三次她们会被脱光衣服送到一个房间里与一个医生见面，每次时间长达8小时。 1944 年的奥斯维辛，空气里永远飘着煤烟与寒意。十岁的伊娃和米里亚姆刚被运到营地时，对即将面对的事情毫无概念。 她们只知道，大人们在她们被分离出来时露出的恐惧眼神让人心里发冷。那些眼神不是单纯的担忧，而是某种悲剧已经注定的暗示。 她们被带到一间专门给“双胞胎”关押的 barrack——这里的人都长得有些相似：成对的兄弟姐妹，矮小的侏儒，被挑出来的“特殊样本”。 没人告诉她们为什么会被选中，可很快她们便知道了那个名字——门格勒。 守卫们提到他的语气永远冷冰冰，而房里的人提到他时则低声细语，像说着某种会招来恶运的词。“死亡天使”，这是他们对他的称呼，也是孩子们心里不敢想象的阴影。 第一次被带去实验室时，姐妹俩被命令脱掉衣服。走廊像条永无止尽的灰色管道，尽头亮着刺眼的灯。伊娃紧紧握着妹妹的手，可在推门而入的瞬间，她的手心还是冷得发抖。 门格勒站在中央，穿着一尘不染的白袍，靴子反射着灯光。他的眼神明亮，却没有温度，像在审视一件被放在显微镜下的少见标本。 这种目光让伊娃本能地想退后，却被助手毫不留情地推进房间里。 实验每周三次，每次八小时，漫长得像无穷无尽的冬夜。门格勒会让她们站着、坐着、躺着，任由他测量、观察、记录。 仪器碰到皮肤时冷得像冰，纸张翻动的声音却奇异地轻，让人更感到不安。 更让孩子们害怕的是，那些涂在皮肤上的药膏。颜色古怪，气味刺鼻，刚刚抹上去时冰凉，可几分钟后就像火一样烧起来。 皮肤一阵阵发紧，发热，出现大片红斑，可门格勒似乎只把这些变化当作数据——他会眯起眼，靠得近近的观察，然后在本子上淡淡记几笔。 没有一个孩子敢哭。谁都知道，哭泣会让医生“失望”，而他的失望意味着什么，没有人愿意去验证。 最让伊娃恐惧的是那一天。 那天的空气格外冷，哪怕在炽白灯光下，她还是止不住发抖。门格勒从柜子里取出一个托盘，上面的器具让她心里一跳。 他的目光在姐妹俩间停了一秒，像在挑选哪一个更“合适”。最终，他走向伊娃。 米里亚姆在旁边僵住了，眼睛睁得大大的，却不敢说话。 伊娃被安置在一张高桌上，四周围着助手。她的膝盖被按住，冰凉的金属轻轻触碰皮肤，那一瞬间，她几乎僵成一块木头。 房间安静得可怕，只剩下灯光嗡嗡作响。伊娃感觉门格勒俯下身，似乎在确认她的骨骼位置、皮肤反应和某些他感兴趣的细节。然后，一道迅速的动作让她一时间连呼吸都忘记了。 那不是普通的划伤，却也不是生理意义上的剧痛描写所能表达的。那更像是一瞬间的深度侵入——刺痛、灼热、压力、撕扯，全都混在一起，让身体和神经同时发出本能的警告。 她没有被允许挣动，只能咬住唇，肩膀抖得像要碎掉。她不敢看，只能听见金属器具被放下的轻响，以及门格勒轻轻的吸气声——那是一种“得到结果”的满意反应。 片刻后，他拿起一块玻璃片，在灯下观察，脸上的表情沉静又专注。那不是医生对病人的关怀，而是研究者对某种“成功提取物”的审视。 伊娃的呼吸乱了，视线一阵模糊。她知道自己没有被当作孩子，只是一种“样本”。她甚至清晰地感受到空气在皮肤上刺痛、麻木、跳动，而那些都无人理会。 助手迅速为她做了简单处理，没有任何止痛措施。她的腿软得站不住，是米里亚姆扑上来扶住了她。妹妹的手冰凉，却让她第一次想哭。 走出实验室时，外头天色灰白，积雪沉沉落在铁丝网和远处的烟囱上。寒风吹在伤处，像无数细小的针，但与屋内的经历相比，那点寒冷反而让她觉得真实。 回到牢房后，姐妹俩什么都没说。她们坐在角落里，紧紧依靠着，像两只在风暴中被卷散又努力靠近的小动物。 米里亚姆把伊娃的头抱在怀里，轻轻摇着，仿佛这样就能把恐惧从她的身体里驱走。 但她们知道，这不会是结束。门格勒的实验继续着，而她们的名字，已被牢牢记在那本沉重的记录簿里。 即便如此，她们依旧握紧彼此的手。 在那个吞噬万物的地方，这种相依是唯一能让她们不被完全夺走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