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教授最近说的话真挺让人警醒的——国内有些高校法学院里，确实有一批人不对劲，根本不是真心做学问、护权益，反而跟着外来的歪风跑，成了某些不良倾向的代言人。 最直观的就是之前某大学那个杨某媛的论文，离谱到让人咋舌。自创根本不存在的《离婚法》，还把新中国成立年份写成1049年，数据全是瞎编的，这种明显的学术垃圾居然能一路通过审核发表。 这种魔幻现实的背后，是法学院里根深蒂固的"欧美法律神学化"。杨某媛的导师是研究法律经济学的海归教授，论文里塞满的"双重差分模型""工具变量法"，正是近年法学实证研究的"顶流配置"。 评审专家在双盲意见里写着"选题具有新意"，却没人问过：中印家庭暴力比较的样本从何而来？当论文把印度农村数据和中国城市案例生硬拼接时，所谓的"跨国研究"不过是用西方方法论包装的学术快消品。 这种脱节早在百年前就埋下伏笔，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带着留学生们直译日本法典，把"法"的概念从"律例"转向"权利"。如今法学院的书架上，庞德的社会学法、罗尔斯的正义论依然占据C位，而《宋刑统》《洗冤集录》只能在法律史选修课上充当背景板，某985法学院的培养方案显示，国际法方向必修两门英美判例研读，而中国司法案例研究却是选修。 杨某媛事件里最刺眼的，是她把"法律"当成可以任意拼装的积木，论文中虚构的《离婚法》，恰恰暴露了对中国法律体系的陌生——那些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里浸润十年的法官都知道，离婚冷静期、家务补偿这些本土制度，从来不是法条的简单罗列，而是千万个离婚案件里磨出来的经验，但在某些学者眼里，这些实践智慧比不上美国的"单方离婚法则"有理论价值。 更值得警惕的是学术评价体系的异化，杨某媛的论文查重率1.9%，被校方认定"无抄袭"，但那些从《经济学人》《柳叶刀》复制的模型假设，那些用AI生成的"中印农村访谈"，算不算另一种剽窃？ 某东部高校的法学教授透露，现在评职称看SSCI期刊，发本土研究的论文"含金量不够"，这种导向下，学生们忙着把中国案例"翻译"成西方理论的注脚，把信访制度比作"非讼纠纷解决机制"，把调解制度塞进ADR框架，却忘了浙江诸暨的"枫桥经验"已经运转了半个世纪。 武汉大学的复核通报里有个细节：17位校内专家组成5个小组，花了一个月核查，最终认定"未发现主观造假"，但那些把"1049年"当成笔误的宽容，那些对"模型复现差异"的轻描淡写，恰恰说明了学术共同体的集体麻木。 这种撕裂在中西部法院比比皆是——法学院教的是"应然之法"，现实运行的是"实然之理"。而杨某媛们的论文，正是这种撕裂的学术倒影：用西方的概念工具，解构中国的社会现实，最终制造出既不姓中也不姓西的学术怪胎。 沈逸教授说的"跟着外来歪风跑"，本质上是丧失了法学研究的主体性，当某985法学院的博士生把"美国校园枪击案的侵权责任"作为毕业论文，当某双一流高校的重点课题是"欧盟GDPR对中国数据立法的启示"，我们不得不问：中国的家庭暴力防治、乡村法治建设、数字经济治理，这些真问题谁来研究？那些在黄土高原走村串户的法官，在珠三角处理劳资纠纷的调解员，他们的经验为何进不了法学院的课堂？ 杨某媛的论文下架了，但更深层的危机仍在蔓延，在华东某高校，今年的法律经济学课程作业，有学生用DID模型分析"彩礼对离婚率的影响"，数据来自某短视频平台的抽样问卷；在西部某法学院，模拟法庭的辩题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适用于中国枪支管理"。 这些看似荒诞的场景，正是"欧美法律神学化"的日常注脚——当法律沦为理论游戏的道具，当学术脱离大地的根系，那些"1049年"的错误，不过是迟早会爆发的学术脓包。 百年前，梁启超在《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中写道："立法之业，非徒凭学理也，必深察本国之历史习惯。"今天的法学院，太需要重拾这种扎根大地的勇气，毕竟，真正的法治，从来不是法条的空中楼阁，而是生长在乡土中国的参天大树。 当杨某媛们的论文不再被追捧，当法学院的讲台上多些基层法官的经验分享，当学术评价体系开始看重"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那些荒诞的"1049年"错误，才不会变成中国法学的"未来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