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绝大多数国家禁止安乐死？不夸张的说，安乐死一旦被放开，那就是穷人的噩梦…… 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里，真正允许医生直接结束患者生命的不过十几个，荷兰、加拿大这些先行者的案例，反而成了多数国家不敢迈步的警示牌，核心就在于那道绕不开的贫富鸿沟。 加拿大最初推进安乐死时，想法其实挺单纯。立法者觉得，那些身患绝症、承受不住痛苦的人，应该有体面离开的权利。早期的法律设置了极高门槛，申请人必须是加拿大人，必须确诊绝症，必须意识清醒，还要有两名独立证人签字，等待15天才能实施。 可短短几年时间，这事儿就彻底变味儿了。2021年加拿大放宽申请条件后，非绝症患者申请安乐死的比例逐年攀升，从最初的个位数占比，到2024年已经突破15%。很多申请人的困扰集中在无法负担的医疗费用、长期护理成本，或是难以解决的生活困境，这些问题本质上并非无法通过社会支持缓解。 更值得警惕的是不少申请被批准的案例中，申请人并非无药可医，而是无力承担改善生活或治疗所需的成本。政府在民生保障上的缺位，反而让安乐死成了弥补公共服务不足的“替代方案”，这种导向完全偏离了最初立法的初衷。 从加拿大官方披露的数据能看出，经济困难群体申请安乐死的比例，远高于收入水平中等及以上群体。不少低收入患者因为无法承担长期的药物、护理费用，又得不到足够的社会救助，只能在痛苦和绝望中选择结束生命，他们的选择从来不是“主动体面”，而是“被动无奈”。 这种趋势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讨论，不少声音直指其背后的制度漏洞。对政府而言，批准这类安乐死申请，远比投入资金完善医疗保障、民生救助更省钱，有统计显示，每批准一例非绝症患者的安乐死，能为政府节省后续数年甚至数十年的社会保障开支，这种成本导向的选择，无疑违背了人道主义的底线。 富人和穷人面对疾病的选择，从来都不在一个维度。富人就算身患重病，也能动用所有资源治疗。他们可以请顶级医生，用最先进的药物，住最好的护理机构。就算疾病无法根治，他们也能靠财富维持基本生活质量，不用承受极端痛苦。 穷人就没这么幸运了，很多穷人患病后，连基础治疗都负担不起。中国卫健委2024年的数据显示，城乡癌症患者人均医疗支出差距达3.2倍。农村晚期癌症患者获得镇痛治疗的比例，仅为城市患者的53%。 某贫困县的调研显示，晚期癌症患者家庭因治疗致贫率达75%。部分家属坦言，若有安乐死选项，他们可能会动摇。对这些家庭来说，不是不想活下去，是沉重的医疗负担，让他们连坚持的底气都没有。 更让人担心的是弱势群体的处境。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24年的报告指出，80岁以上失能老人中，70%无法清晰表达医疗决策意愿。若安乐死合法化，这些老人很可能被家属或机构以“减轻痛苦”为名，替代做出选择。 现实中，弱势群体的医疗决策权本就容易被干预，即便没有安乐死，部分地区也存在监护人为减轻负担，劝说重症患者放弃治疗的情况。一旦安乐死合法化，缺乏有效监管的前提下，这种干预可能会升级为主动推动，让弱势群体的生命权变得更加脆弱。 荷兰作为最早允许安乐死的国家之一，同样面临争议。最初的法律严格限制适用范围，可随着时间推移，适用人群逐渐扩大。很多国家观察到这些变化后，更不敢轻易放开。 各国政府都清楚，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是普遍问题。这个问题没解决前，放开安乐死就是对穷人的不公平。安乐死本应是给绝症患者的“体面选项”，最终却可能变成穷人的“无奈选择”。 这就是绝大多数国家禁止安乐死的核心原因。不是不尊重个体的选择，而是怕这种选择变成对穷人的“合法淘汰”。毕竟，真正的文明，应该是让每个人都有活下去的希望，而不是让穷人在绝望中被迫选择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