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志愿军战士张文荣被美军俘虏后叛变，接受完改造后，他奉命打入志愿军内部做内奸，结果在他跳伞前，将一颗手雷扔进机舱，然后对机内人员说了句：“Good bye！” 一九五二年一个黑夜，一架运输机在朝鲜山脊上空飞，舱门开着，几个人排着队，身上是志愿军军装，实际是美军特务。 领头的叫张文荣，辽宁辽中人，一九二六年生，黄埔出身，档案上写着在战俘营里“投敌”。 一九四八年他考进成都陆军军官学校通讯科，穿国民党军装学无线电。 国民党腐败看在眼里，他心里打鼓。 成都战役打响，蒋介石跑去台湾，军校与解放军接上头，起义一喊，他也站到解放军一边。成都解放后，他进西南军政大学短训，被分到第六十军一八零师，当正排职报务员，跟部队跨过鸭绿江。 一九五一年，第五次战役开打，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八个月损失二十三万多人，只推进一百多公里，中朝联军伤亡也重。 第六十军一八零师突进到三八线以南上百公里，后撤晚了，被美军从背后插穿，退路被堵。 一万七千名志愿军被俘，这一师有五千多人落在敌手。 他在高地守着电台，被一发炮弹炸翻，醒来已经成了战俘。 战俘被押到巨济岛，营外铁丝网一圈圈，共五层，探照灯晃得人睁不开眼。 美国人在外面说，这些战俘“不愿回国”，是他们“出于人道”留下人。圈里的人清楚，挨打、挨饿、逼写声明，谁不顺着，就拿谁开刀。 美军人手不够，把国民党特务调来看人，听说营里有黄埔生，纷纷上门劝他“效忠党国”。 战俘营里，他遇见旧同学阳文华。 这个人嘴上对特务表忠心，被封了个管理战俘的职务。借着这个位置，他把一批骨干拉到一块，拆电线，毁物资。营里出了叛徒，阳文华被抓出去，当众刺死，心脏被挖出来吊在那儿，叫所有人看个明白。 刑罚和逼供砸下，胳膊腿被折腾坏了。 美军特务一边打，一边劝，只要点头，就能吃饱穿暖。 张文荣知道，再硬扛，是死在铁丝网里，于是改口，对外表态“合作”。在纸面上，他成了美军“自己人”，被拉去上课：爆破、情报、跳伞、潜水，两个月学完，又被送到东京。 到了东京没几天，一个自称王先生的美国人把他叫去，问他知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用的。 他装糊涂，那人直接抓起他的手，在一张表上按了手印，说这里是特务机关，跟着干有活路，不跟就是死路。他心里明白，回头要解释，很难。 一个月后，他被派到汉城郊外一家叫德生堂的药房。 门口招牌写卖药，实际是搜集志愿军情报的据点。他负责打听我方弹药库、粮食库位置，给轰炸机指路。 纸面上，他吃喝不愁，脑子里却老绕回巨济岛那片铁丝网，还有阳文华那颗心。 一九五二年，渗透任务落到他头上。 起飞前，王先生拍拍他肩膀，说回来必有重赏。他嘴上答应，心里盘算的是另一笔账：再往前走一步，就真成了敌人的刀子。 运输机爬升到预定空域，舱门打开，冷风灌进来，带队的美军中尉扯着嗓子喊他们排队跳伞。 几个人挤在舱门口，看着像去完成任务。 张文荣站在最前头，往外看一眼，又扫回舱里，把那几双能开枪的手数清楚。 脚向前挪两步，再退回半步，装出有点打怵高度的样子。他手套一直松着，这一刻手往里一探，摸出那枚藏好的手雷，拉环轻轻一响，顺手一甩，手雷飞进舱里。 几只伸过去想抓的手，都慢了一瞬。 没人来得及开枪，他带着伞包跳出舱门，冷风刮在脸上，耳边只剩呼啸。后头一声巨响，火光在夜空里炸开，运输机像被折断了脊梁，拖着火尾栽进山里，大部分人连伞都没拉开。那一带的志愿军早就在盯这架飞机，远远看到起火，连夜进山搜人。 山坡上，他们抓到一个满脸泥土的“志愿军”，对方报了名字：张文荣。差不多同时，又抓住一个美军中尉，这人后来把空中的一幕交代清楚。前线部队把人和材料往上送，高一级按规矩开始审。 战俘遣返谈判拉得紧，美方说“战俘不愿回国”，摆出人道脸面。张文荣把巨济岛战俘营里的情况说出来，铁丝网有几层，刑罚怎么使，阳文华怎么死，都写进证词。 这些材料摆上桌，美军那点体面掉得差不多，在战俘问题上不得不往后退。 可他的经历没法一句翻篇。因为在敌人那里受训、执行任务，他被列入重点审查对象。 北京军区政治机关查了六年，从一九四八年考军校，到成都起义，进西南军政大学，入第六十军一八零师，打第五次战役，被俘、受刑、假投诚、炸机，一件件核。 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假投诚、真立功，有重大立功表现，发给他八百元奖励。 离开部队以后，他回到辽宁，在小学教书，带着孩子念书写字。那八百元被他用布包好，放在家里角落，没动。 二〇〇〇年，他在家中病逝，七十四岁。 子女整理遗物时，把那笔钱交了出去，周围人这才知道，他一直把那点奖励当成要小心看着的东西。后来他的名字被写进英雄名单，天上的那团火，在人们心里亮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