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共和国的缔造者，为什么这照片看上去跟普通的老爷爷一样。 从人民中来， 到人民中去。 现在没有一位演员能演出教员心怀人民的那种眼神，都演得太端着了，忘了他也是个普通人。 毛主席晚年的照片，很容易让人忘记“伟大”这两个字。 脸有些浮肿，眼袋拖着，中山装扣得随意，身后是一桌电报、稿纸，神情疲惫，像个忙了一辈子还不肯退休的老老师，抬头那一下，更像在琢磨哪条批示写重了、哪条写轻了。 如果只盯着照片，很容易被看成“老爷爷”。 要把人看清，只能把镜头往回倒。 毛主席一九四九年对铁路工人代表说，二十八年前中国连共产党都没有，二十二年前“什么也没有”，既没有自己的军队，也没摸到路。 湖南乡下的少年时光，他看见过青黄不接时沿街讨饭，看见过饥荒逼出来的暴动。 家里十五亩田，勉强算个中农，父亲只上过两年学，母亲不识字，周围更穷的那一圈，整家整家都是文盲。《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那句“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就是从这种乡间冷风里拧出来的判断。 这些经历，最后都攒成一句倔脾气的话：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 帝国主义一回回打上门，战争赔款压在普通人身上，城市里有人住进洋楼，乡下人喝稀粥都费劲，“几个人享福，千万人哭”的场面看多了，心里就只剩“翻”这个念头。 旧路也不是没试过，戊戌的“师夷长技”、一波波农民起义、辛亥之后的军阀混战，都摆在那。 毛主席后来和外国记者讲，在西方，资产阶级还能扛起搞民主的担子，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这层人软弱，光会算小账。 视线只好往工厂那头去。帝国主义办企业，中国工人跟着机器出现，比民族资产阶级还早，一头连着新式工业，一头连着村里送饭的亲戚，再遇上马克思主义这把钥匙，中国共产党就被现实一点点“催”出来。 毛主席的讲法很直白，这个党，是大多数人民在长时间里“考出来、选出来”的政治领路人，不是自己给自己戴个光环。 来路这样，很难安心当“喊口号”的。 早年新民学会，几个人围在昏黄灯下，宁肯为“人究竟是什么”“中国还能不能有出路”吵到深夜，也懒得聊买肉添家具。 毛主席看不惯那种随口吩咐佣人买肉的人，觉得心眼不在一块。 到党的七大，他还叮嘱干部，见面别老绕着“生活艰苦”打转，脑子要多往阶级、国家、民族这些事上拐，不然手里一有点权，很容易只盯自家小账本。 这种劲头碰到真刀真枪，就变成另一条路。 一九二七年秋，秋收起义上井冈山，队伍不大，枪不多，他认定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只能靠农民，靠山沟里那几间青瓦土屋。 革命战争在他嘴里，总叫“群众的战争”。 红军打仗，不只是为了多赢几场，而是趁着战火去宣传、去组织、去帮农民把政权搭起来。他算过账，打仗的时间是一，做群众工作的时间是十。 抗战时期，他在《论持久战》里写，要把侵略军丢进老百姓组成的“汪洋大海”，把散沙变成火阵。那几年，他一再提醒同志，不要把“农民”两个字丢在脑后，中国五个人里有四个是农民，忘了这一点，读再多书也拿不出力量。 解放战争时，他把共产党比作种子，把人民比作土地，只要在土地里扎下根，白崇禧那句“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就变成对手心里的实话。 这些判断背后，有一层一直压在心口的疼。张思德牺牲，他讲“人固有一死”，为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为压迫者卖命比鸿毛还轻。 自己家里，弟弟毛泽民、毛泽覃，小侄子十八岁被活埋，杨开慧牺牲，留在江西的小儿子终生不知下落，他提起这些，只说干革命免不了牺牲，家里付出的已经不少，不能老绕着自家儿子打转，还得领着全国人民翻身。 新中国成立后，那几次大哭，把这种疼翻到了台面上。 淮河发大水，电报里写着整村整村被淹，人和蛇挤在树上，有人被咬死，他看完流泪，在电报上连写批示催治淮。 三年困难时期，警卫从乡下捧回一个又黑又硬、掺着糠皮的窝头，说农民吃的就是这个，他接过来，两手发抖，咬了一口就哭，把掰开的窝头分给在场的人，说都尝一尝，这是种粮人的口粮，从那以后，七个月没再碰猪肉。 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重病在床的他听完伤亡数字，在床上嚎啕痛哭，身边医生到晚年提起还会长叹。 熟悉这一段路的人心里明白，那不是简单的疲惫，而是被一穷二白的中国、被“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的念头，一点点磨出来的火光。 现在演员演到他，动作学得像，台词背得顺，连走路的节奏都能揣摩出来，那种从饥民队伍和扫盲教室里长出来，又始终把普通人放在心上的眼神，还是演不太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