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秋，旧金山海关大厅，林兰英看着穿制服的人把行李箱里的6800美金塞进自己口袋，嘴角反而翘了起来。 那沓用橡皮筋捆得整整齐齐的钞票，是她在费城啃了三年干面包攒下的——每天早上两片全麦，就着自来水咽，省下的钱全塞在饼干盒最底层。 这时候的林兰英，刚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两年，是那所学校头一个拿固体物理博士的中国女人，搁现在叫“顶尖科学家”，那会儿美国人管这叫“会下金蛋的鸡”。 那会儿半导体还是新鲜玩意儿，美国人把这技术当眼珠子护着，听说林兰英要走，系主任天天往她宿舍跑，说给她建个实验室，再把她爹妈接到美国定居，工资再加一倍。 可她铁了心要回，移民局磨磨蹭蹭拖了两年才给签证，临走前她把钱从饼干盒里倒出来，故意摆在箱子最上层，还盖了块花格子布——就怕海关的人看不见。 果然，穿制服的一扯开布就红了眼，数钱的时候手指都在抖，嘴里嘟囔着“中国人就是爱带现金”，压根没瞅见她塞在毛衣夹层里的几本硬壳笔记本。 那本子里记着啥？全是半导体材料的生长数据，还有她熬夜画的单晶炉设计图，钢笔字密密麻麻，有的地方还沾着咖啡渍。 等人家挥挥手放她走，林兰英拎着空了半截的箱子，脚步轻快得像踩在棉花上，心里头那个乐啊，比当年拿到博士学位证书还敞亮。 你说海关那些人要是知道，他们塞进自己口袋的美金，跟她毛衣夹层里的笔记本比，哪个更值钱？ 回国那年冬天，北京中科院给她分了间小平房，窗户漏风，她就找块塑料布糊上，桌上摆着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旧炉子，整天守在旁边捣鼓。 所里的老研究员劝她：“小林啊，这活儿太苦，要不先去大学教书？” 她指着炉子上烧得通红的石英管说：“你看这温度，到1420度就能出单晶，咱们国家等不起。” 白天守着炉子看温度，眼睛烤得直流泪；晚上就在灯下算数据，算盘珠子打得噼啪响，草稿纸堆得比枕头还高。 1962年春天，那天早上她刚到实验室，就听见助手喊：“林老师，成了！” 炉子里躺着一根亮晶晶的小棒棒，筷子那么粗，在灯光下泛着淡蓝色的光，用镊子夹起来，还带着余温——这是中国第一根自己拉出来的硅单晶。 后来咱们国家的卫星上天，里面的晶体管用的就是这种材料；导弹发射的时候，制导系统的芯片，根子也在这儿呢。 美国人后来听说了，拍着大腿后悔，说当年放走的哪是个科学家，是给中国半导体产业开了扇大门。 她后来跟学生说，那会儿在美国实验室，晚上偷偷抄数据，钢笔水都用没了三瓶——就怕走的时候带不走。 海关那点钱，跟国家缺芯少肺的日子比，算个啥？ 现在咱们总说“卡脖子”，可别忘了，当年林兰英们就是揣着这点“火种”，在没设备没材料的地里，硬是种出了中国自己的半导体庄稼。 晚年她坐在轮椅上翻旧照片，翻到那张在费城校园拍的，背后还夹着半张干面包纸，她笑着说：“你看，钱没了能再挣，国家的机会要是错过了，可就真找不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