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与文旅捆绑的三大败笔之作。 一、狄仁杰墓 位于白马寺景区内。 1. 白马寺官方导游词及景区指示牌明确标注“狄仁杰墓”，介绍称“唐代名相狄仁杰之墓，墓前立有‘狄梁公之墓’碑，为后人纪念其功绩所建”。 2. 洛阳文旅官方公众号（如“洛阳文旅”）曾发布推文《白马寺里的名人墓，藏着大唐风骨》，将其作为狄仁杰真墓宣传，提及“狄仁杰晚年定居洛阳，死后葬于白马寺旁，与佛教文化结下不解之缘”。 历史争议， 1. 狄仁杰反对佛教却与白马寺“结缘”? 首先，这种“结缘”本就是误传导致的乌龙。狄仁杰确实多次反对佛教，在《谏造大像书》中反对建造大型佛像，痛斥佛教泛滥耗费国力。而他与白马寺的“墓葬关联”并无正史支撑，正史中并无他葬于白马寺的记载，反而有学者依据狄兼谟墓志推断，他大概率葬在洛阳孟津平乐乡的狄氏祖茔 。如今白马寺的所谓“狄仁杰墓”，有说法是清代洛阳令误将狄氏祖茔区域的“梁公碑”挪到白马寺后新造的空坟，并非真墓，自然谈不上他主动与佛教结缘。 2. 学者认为该墓是薛怀义之墓， 一是两人曾同获“梁国公”封号，易被混淆。薛怀义曾担任白马寺住持，还受封梁国公，而狄仁杰死后也被追封梁国公，后世容易因封号混淆墓主身份。 二是史料明确薛怀义与白马寺有葬地关联，《资治通鉴》记载薛怀义因骄纵被武则天派人殴杀后，“送尸白马寺，焚之以造塔”，学者推测这座古墓可能是薛怀义墓塔损毁后重建的坟茔。反观狄仁杰，没有任何一条正史记载其葬于白马寺，这也让“薛怀义墓”的推测更具说服力 。 不过洛阳官方在2025年回应称，经专家通过碑刻考据和史料对比，已确认该墓为狄仁杰墓。但学界如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卢亚辉等认为，不能就此盖棺定论 。 二、利簋雕塑“阑师改偃师” 位于洛阳市偃师 1. 雕塑底座铭文直接镌刻“王在偃师”，配套解说牌写道：“利簋铭文复刻，记录武王伐纣胜利后，于偃师息偃戎师、赏赐功臣史实，印证偃师地名由来”。 2. 偃师区文旅局官网“历史文化”板块介绍：“利簋铭文‘阑师’即今日偃师，雕塑还原武王在偃师驻军赏赐场景，是偃师周文化的重要地标”。 历史争议 1. “阑师”指向郑州中牟的学界核心依据：诸多学者如于省吾、唐兰等都认为，“阑”和“管”古音、古韵相同，属于通假字，而“管”正是西周初期管叔鲜的封地，也就是如今郑州中牟一带。且“师”在金文中常指军队驻扎地，“阑师”即周军在管地的驻军之所。从历史逻辑看，灭商后武王需在战略要地安抚局势，郑州中牟作为当时的交通要冲，是班师后论功行赏的合理地点，这一说法也和管叔鲜封于此地的史实能相互印证。 2. 铭文“阑改偃”的争议核心是背离史实严谨性：偃师方面改字，是为贴合“武王息偃戎师”的地名由来典故，强化自身与伐纣历史的绑定。但这种改动并无权威铭文或史料支撑，哪怕有学者如蔡运章提出“阑为洛邑（偃师）”的观点，也缺乏如通假字对应、封国史实匹配这类硬核证据。利簋作为印证牧野之战的核心实物史料，其铭文是不可随意篡改的原始历史记录，这是对历史事实的不尊重。 利簋于1976年在西安零口出土，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利簋原文 珷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右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三、汉魏洛阳城“魏明帝陵”标识 位置汉魏洛阳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曹叡高平陵展示区。 1. 遗址公园指示牌及解说展板标注“魏明帝曹叡高平陵”，介绍称“此墓为曹魏第二位皇帝曹叡的陵寝，形制独特，是曹魏皇家陵寝制度的典型代表”。 2. 洛阳文旅官方推广材料（如遗址公园宣传册）提及：“高平陵的发现与认定，为研究曹魏历史及陵寝制度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历史争议 1. 从帝王陵选址传统看，绝无葬于城内的惯例 。不管是曹魏还是此前的东汉，帝王陵都选在都城外 2. 史料明确记载高平陵在城外，与城内标注完全不符 。《魏世谱》清晰记载高平陵“在洛水南大石山，去洛城九十里”，《洛阳县志》也提到其在汝阳县茹店东的霸陵山下。这些记载都指向陵寝在洛阳城外的南部山区，距离汉魏洛阳城有相当距离，和遗址公园标注的城内点位明显冲突。 3. 学界与文物佐证，进一步否定“城内陵”说法。一方面，有学者发现万安山北麓距离汉魏洛阳城18公里处的墓葬，更贴合高平陵的地理位置；另一方面，汝阳县的相关墓冢有覆斗式夯土冢，还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规模和形制符合魏明帝陵的规格。而汉魏洛阳城内的那座墓葬，不仅缺乏墓志铭等直接证物，还和史料记载的高平陵位置矛盾，学界普遍不认可其为魏明帝陵。 因此，这份标注的严谨性确实值得质疑。 以上三大考古与文旅捆绑，似乎明确了考古是服务于文旅，而不是文旅服务于考古的本末倒置。 不仅损害了地方考古的公信力，也让文旅带给不良的城市口碑。 只有在基本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发展文旅， 才能被广泛认可和持续发展 ，兵马俑就是最好的实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