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青浦，女子付某帮闺蜜顾某搬家后，被带到顾某男友张某正在装修的店铺吃饭。付某在上二楼时，从未装护栏的平台跌落，一瞬间重伤倒地。经过一年多治疗，她先后被鉴定为10级伤残与8级伤残，生活能力严重受限。她认为事发地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且张某、顾某均未提前提醒，遂将二人告上法庭，索赔百万余元。然而，闺蜜顾某与男友张某都坚决否认责任，最后对簿公堂。 当天晚上，顾某开车带付某前往张某的店铺。因小区无法停车，顾某将车停在店铺前门。张某为了图方便，打开平时不开的前门，让付某进入并上二楼。 付某独自手持手机走楼梯。二楼转角处，本应有护栏的平台是敞开的，且现场光线昏暗、建筑垃圾堆积。付某没来得及反应，突然跌落到一楼，头部猛烈撞击，随即失去意识。 送医后，医生诊断她颅脑损伤、多根肋骨骨折、腰椎粉碎性骨折。光医疗费就达34万余元。经后续鉴定，她的伤情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属于8级伤残。 付某起诉的理由有三点：其一，她原本不想去张某的店，是闺蜜劝说才勉强同去；其二，张某打开的前门从未提醒存在缺失护栏的风险；其三，现场昏暗无灯，楼梯无栏杆，危险性极高，而她毫不知情，才导致跌落。 她认为，张某作为店铺管理者，顾某作为引导者，都未尽到提醒与防护义务，应当对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顾某的辩解则完全不同。她强调自己只是普通女友，店铺不归她所有，当时也不在现场，所以没有管理义务。张某则表示：商铺确实是毛坯状态，风险显而易见，作为成年人付某理应意识到；而且他当时已提醒“注意脚下”“楼梯无栏杆”，甚至提供了照明设备。跌落是因为付某低头玩手机、没有专心走路，与自己无关。 法院审理后认为： 首先，顾某带付某前往吃饭，属于正常社交行为，并不因此承担安全管理责任。涉案场所并非顾某所有，她对环境状况无从控制，因此不应承担法律责任。顾某自愿补偿付某3万元，属于道义层面的自愿行为，法院予以确认。 其次，张某作为店铺所有人，熟知现场情况，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民法典第1198条》明确规定，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应当对进入者尽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张某让付某从未开放的前门进入，还引导她上楼，理应提前明确提示危险，采取防护或引导措施。但他仅口头提醒，且在昏暗、平台无护栏的环境下未尽到充分义务，因此存在过错。 再次，付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应尽到自我注意义务。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的归责原则，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权益，应承担责任。但若受害人自身存在重大过失，也应减轻侵权人责任。付某明知环境昏暗、楼梯无护栏，仍边走边使用手机或未携带照明，未尽合理谨慎义务，是事故的主要原因。 最终，法院酌定：付某自身承担70%责任，张某承担30%责任，赔偿金额28.5万余元。顾某补偿3万元，属自愿。 案件落锤后，社会舆论集中在一个焦点——成年人跌落事故中，责任究竟该如何分配？ 从法律角度看，本案揭示了三个层面的适用： 第一，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民法典》第1198条确立了“安全保障义务”制度。管理人需对进入者提供合理安全保障，但并非无限责任。所谓“合理”，即针对隐蔽性危险需充分提示。若危险系显而易见，进入者有能力自行识别，则管理人无需承担全部责任。 第二，受害人注意义务。法院认定付某自认现场昏暗、碎片遍布，却未使用照明，还边走边玩手机，其行为违背了普通人应有的谨慎义务。因此，她的重大过失直接导致损害结果，应承担主要责任。 第三，社交活动责任界限。顾某虽然是付某的闺蜜，但不因社交邀请而自动成为“管理人”。这是对侵权责任边界的划定，否则日常社交将充满法律风险。 这一案件不仅是一次司法裁判，更具有深刻的社会警示意义。 它提醒公众：进入装修场所、施工地、未完工建筑时，需高度注意风险，不可掉以轻心。成年人要对自身安全负责，否则一旦出事，不仅难以获得全额赔偿，还可能要承担主要责任。 它也提醒场所管理人：即便危险是“显而易见”的，也不意味着可以完全免责。若邀请他人进入，理应加强提示、做好防护。否则，一旦发生事故，仍需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 这起案件让人深思：一次普通的搬家帮忙与聚餐，演变为伤残与百万诉讼。法律最终划清了各方责任，但留下的伤痛却无法完全修复。 成年人在生活中常常忽视细节，却不知道，有时候疏忽一瞬，就可能改变余生。法律不会为任何人的大意埋单，它只会在责任天平上，精确衡量过错的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