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死后不久，雍正下令处死汪景祺，将首级悬挂在菜市口，这一挂就是十年。雍正为何对汪景祺如此痛恨？此人干了什么？ 汪景祺是浙江杭州人，父亲汪霖官至户部侍郎，兄长汪贝祺也在礼部担任主事，是京官中的一员。 这样的家庭背景，本该为汪景祺铺就一条顺遂的人生道路，可他的科举之路却布满荆棘。 直到康熙五十三年，已经42岁的汪景祺才好不容易考中举人。 此后，汪景祺两次参加会试，却都名落孙山，只能在失意与落魄中辗转。在 雍正二年，在京城实在走投无路的汪景祺，收拾行囊离开京城，前往西安投奔昔日好友胡期恒。此时的胡期恒早已不是当年与他称兄道弟的穷书生，凭借川陕总督年羹尧的赏识与提拔，他已成为总督府中的核心幕僚，在当地官场颇具话语权。 胡期恒虽未完全冷落旧友，将汪景祺安排在府中客房居住，却总是以公务繁忙为借口，对他刻意疏远，态度冷淡。 寄人篱下的日子里，汪景祺不得不看人脸色行事。 汪景祺紧盯着邸报上的文字，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海中逐渐清晰：若是能攀上年羹尧这棵 “参天大树”，自己多年的困顿或许就能彻底改变。 于是，汪景祺提笔给年羹尧写下了一封自荐信。 在这封自荐信中，汪景祺将阿谀奉承的功夫发挥到了极致。他用一连串华丽且夸张的辞藻，极力夸赞年羹尧的赫赫战功，在信的末尾，还特意附上 6 首专门为夸赞年羹尧所作的诗歌。 年羹尧看到汪景祺这般肉麻却又极具文采的吹捧，顿时心花怒放，对汪景祺产生了好感。他立刻派人给胡期恒捎去消息，让其务必好好招待汪景祺。胡期恒不敢再怠慢，当即聘请汪景祺为幕僚。 进入年羹尧的幕府后，汪景祺变本加厉地讨好年羹尧。在跟随年羹尧出征西北的过程中，他专门撰写了一本名为《西征随笔》的书籍。这本书中满是对年羹尧的溢美之词，时而称赞年羹尧 “功劳远超韩信”，时而又夸赞他 “智谋胜过诸葛亮”，将年羹尧捧到了所没有的高度。 年羹尧看完这本书后，对汪景祺愈发赏识，时常将他带在身边参与军政事务，汪景祺摆脱了之前的窘迫生活，过上了衣食无忧、颇为滋润的日子。 然而好景不长，从雍正三年开始，朝中弹劾年羹尧的奏章如同雪片般源源不断地送到雍正的案前。 雍正顺势而为，先是将年羹尧从川陕总督贬为杭州将军，随后又一步步收紧法网，将年羹尧的亲信逐个清除，最终将年羹尧打入大牢；在给年羹尧罗列了九十二条大罪后，让其自尽，一代权臣就此落幕。 年羹尧倒台后，朝廷立刻派人前往他的府邸查抄家产。负责查抄事宜的大臣福敏，在整理年羹尧收藏的书籍文稿时，意外发现了那本《西征随笔》。 福敏随手翻阅了几页，大吃一惊，书中的内容远比他想象的更 “刺眼”。福敏不敢耽搁，将这本书呈递给雍正。 雍正越看心中的怒火越盛，原来，这本书里除了对年羹尧的谄媚之词外，还隐藏着三处让雍正无法容忍的 “大逆不道” 言论。 第一处，汪景祺在书中写下了 “皇帝挥毫不值钱” 这样的句子。这番言论，无疑是触碰了雍正心中的 “逆鳞”。 第二处，书中收录了一篇名为《功臣不可为》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汪景祺公然反驳了 “功臣之所以不得善终，是因为自身不懂收敛锋芒” 的传统观点，反而将矛头直指君主，认为是君主对功臣的猜忌与忌惮，才导致了功臣的悲剧结局，字里行间都在为历代不得善终的功臣鸣冤叫屈。 当时雍正帝刚刚处置完年羹尧，正担心外界会议论自己 “屠戮功臣”，损害自己的形象，汪景祺的这番话，恰好戳中了他的痛处，让他怒火中烧。 第三处，汪景祺在《历代年号论》一文中，竟然对 “正” 字做出了恶意解读。他声称 “正” 字拆开后是 “一止”，还特意列举了历代帝王使用过的带 “正” 字的年号 ，比如金海陵王的 “正隆”、金哀宗的 “正大”、元顺帝的 “至正”、明英宗的 “正统”、明武宗的 “正德”，并宣称使用这些年号的帝王，要么是亡国之君，要么是暴虐无道的君主，因此 “正” 字用作年号 “绝非吉兆”。 雍正看到这里，气得浑身发抖，他认为汪景祺这是在暗中诅咒自己的 “雍正” 年号。 在盛怒之下，雍正下令将汪景祺 “枭首示众”。汪景祺的头颅被砍下后，悬挂在京城的菜市口，这一挂，便是整整十年。 在这十年间，菜市口的百姓每天路过此地，都能看到那颗高悬的头颅。 直到乾隆元年，时任左都御史的孙国玺向刚即位的乾隆上书，称汪景祺的头颅已悬挂多年，不仅严重有碍市容观瞻，还容易引发百姓的恐慌情绪，请求乾隆准许将其取下掩埋。 乾隆批准了孙国玺的请求，汪景祺的头颅终于得以落地，与他的尸身合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