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吴化文起义前，犹犹豫豫，地下党员大惑不解，这时，他的妻子对地下党员说：“问题出在吴化文的小妾身上！” 吴化文这人，一辈子娶了四个老婆。原配马玉珍，走得早。四老婆宁宜文，是后来娶的。关键人物，是他的二老婆赵华珍和三老婆林世英。 这俩人，那可都不是省油的灯。三老婆林世英，出身书香门第，是咱们的地下党员，组织交给她的任务，就是稳住吴化文，策动他起义。而那位二老婆赵华珍呢？表面上是协和医院的护士，实际上，她是戴笠手下的军统特务，任务正好相反，就是死死盯住吴化文，防止他倒向我们这边。 这场景，一个家里，住了两个分别代表国共两党的“枕边人”，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这不就是一部活生生的谍战大片吗？更绝的是，林世英知道赵华珍的底细，赵华珍却对林世英的身份一无所知。而吴化文这个老江湖，更是心里门儿清，他知道自己这两个老婆都是干嘛的，但他谁也不点破。 在吴化文这个小小的家庭战场里，我党显然占据了信息优势。林世英论才貌、论智慧、论在吴家的地位，都把那个军统特务甩出好几条街。 所以，当林世英说“问题出在小妾身上”时，她指的，就是那个军统特务赵华珍。吴化文的犹豫，根源就在这里。他不是不想起义，他是怕自己前脚一起义，后脚就被身边的特务给“咔嚓”了。这枕边人要是想动手，那真是防不胜防。更何况，赵华珍代表的，是国民党整个特务系统，这股力量在暗处，谁不害怕？ 说白了，吴化文就是个典型的旧军阀。这种人，一辈子信奉的就是“有奶便是娘，有枪便是王”。他早年跟过冯玉祥，后来投靠韩复榘，抗战时期一看风头不对，甚至投降过日本人当汉奸。对他来说，忠诚不值钱，身家性命和手里的兵权才是最重要的。 1948年7月，他在兖州被我们华野打得丢盔弃甲，一万多人说没就没了，跑回济南还被顶头上司王耀武指着鼻子一顿臭骂。回家之后，这个四十多岁的汉子抱着老婆林世英嚎啕大哭。这个时候，他是真动了反心。 可没想到，王耀武骂完他就后悔了。济南城兵力空虚，还得指望吴化文这支杂牌军当炮灰呢。于是，王耀武立马给南京发电报，破天荒地给打了败仗的吴化文请功，蒋介石也是脑子一热，直接把他从师长提拔成军长。 这一下，吴化文又开始摇摆了。刚丢了面子，转眼又得了里子，官还升了。他心里那杆秤，又开始左右晃荡。对这种人，光靠讲道理、谈理想是没用的，必须得让他看到实实在在的利弊。 咱们的同志看透了这一点。当时华东局的饶漱石同志就给出了上、中、下三策让他选：上策，他自己带头起义，解决济南；中策，里应外合，等解放军打过来他配合；下策，顽抗到底，自取灭亡。 吴化文嘴上说要选上策，可行动上却磨磨蹭蹭。要他提供城防图，他拖着；要建立电台联系，他也犹豫。为什么？因为风险和收益不成正比。单独起义，万一失败了，他就是第一个被王耀武清算的，家里的军统老婆也饶不了他。他想等，等解放军打上门来，他再“顺水推舟”，这样最保险。 时间不等人。到了9月份，解放军几十万大军兵临城下，济南战役的总攻随时可能打响。 这时候，我军的指挥员谭震林同志，对吴化文这个人的判断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他说：“吴化文是军阀出身，在我强大军事压力下，起义是有可能的，他最后五分钟都可能动摇，我们在最后五分钟也不要放弃对他的争取。” 这个“最后五分钟”理论，简直是神预言。 什么叫强大军事压力？9月16日，济南战役打响。我军的炮弹跟不要钱似的往城里砸。吴化文负责守的西线，是主攻方向。他想“坐山观虎斗”，让自己的部队让开一条路，让我们去打王耀武的主力。 十纵司令员宋时轮可不惯着他这毛病，三纵对着吴化文的阵地就是一顿猛攻，半小时就干掉他一个营。 这下吴化文彻底慌了。他气急败坏地在电话里喊：“打！只有打才有饭吃！”军部里的气氛瞬间凝固，他随时可能翻脸。咱们的地下党员李昌言他们，手都按在了枪柄上，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但他们还是没有放弃。三个人找到吴化文，把话挑明了：“军长，现在这个情况，再拖下去，解放军肯定会集中兵力先把你的部队消灭掉，后果不堪设想，你可得想清楚！” 吴化文知道，戏看不成了，再不做选择，自己就要变成炮灰了。他终于冷静下来，在1949年9月19日晚上，正式通电起义。 他手下两万多人马一放下武器，济南城的西边防线瞬间瓦解。王耀武精心布置的防御体系，就这么被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原计划可能要打一两个月的济南，最后只用了8天就解放了。 吴化文起义后，他的部队被改编为解放军第35军，他自己继续当军长。渡江战役时，35军作为先头部队，竟然第一个打进了南京。 1949年4月23日，他的部下冲进总统府，把青天白日旗扯了下来，升起了红旗。一个曾经反复无常的老军阀，一个当过汉奸的杂牌将军，最后阴差阳错地成了蒋家王朝在大陆统治的“掘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