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为了救出情报员，新四军决定抓日军队长的老婆来交换。谁知，日军队长的老婆没抓到，却抓到了师团长的侄女！ 1942年的江苏南通，那时候，南通城里潜伏着咱们新四军一个极其重要的秘密电台，负责人叫李庚。这可是咱们在敌人心脏里的一双眼睛、一对耳朵。结果，因为叛徒出卖，电台被日军破获，李庚不幸被捕。 消息传到新四军第一师师部，师长粟裕心急如焚。李庚掌握的机密太多了，一旦他扛不住酷刑，整个苏中地区的情报网都可能瘫痪。必须救人，不惜一切代价！ 可南通城里戒备森严，想从宪兵队大牢里劫人，跟虎口拔牙没啥区别。怎么办？常规路子走不通，就得来点“邪”的。当时负责敌工工作的干部刘亚罕，一个留过洋、会日语的“文化人”，出了个险招：绑票。 绑谁呢？他们盯上了南通日军警备司令柴田。直接绑个大佐风险太高，但他的老婆就不一样了。一个日本家庭主妇，没什么防备，抓来做人质，逼柴田放人。这个计划，听起来可行性还挺高。 说干就干。侦察员很快摸清了柴田老婆的活动规律，她每周都会坐汽车去一个地方。行动小组埋伏在半路，瞅准汽车过来，干净利落地把车截停，车上的人一蒙头，迅速带走。 整个过程有惊无险。等回到安全区，大家松了口气，准备审审这位“司令夫人”。可头套一摘，所有人都傻眼了——车上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姑娘，穿着一身洋气的学生装，身边还有个随从。 这谁啊？肯定不是柴田那个半老徐娘的老婆啊！ 行动队的同志们心里咯噔一下，完了，白忙活一场，还打草惊蛇了。刘亚罕过来一问话，更懵了。这姑娘叫武内节，刚从东京的大学毕业，来南通是探亲的。她姑父，是日军驻扬州的第61师团长，陆军中将武内俊夫！ 我的天！大家当时的心情，估计比坐过山车还刺激。本来想抓个上校的老婆，结果抓了个中将的侄女。这篓子捅得，好像有点大。可转念一想，这哪里是捅了篓子，这简直是摸到了一条“大鱼”啊！ 用师团长的侄女去换一个情报员，这筹码，够分量！ 抓到了“大鱼”，新的问题又来了。怎么养？ 这可不是普通战俘，打一顿关起来就完事了。这姑娘是咱们手里最重要的谈判筹码，一根头发都不能少。粟裕师长和一师的领导们很快定了调子：优待，必须优待！ 不仅要保证她的安全，还要在生活上给予最高规格的照顾。 于是，武内节在新四军根据地的日子，过得有点“魔幻”。 她被安排住进一户条件最好的乡绅家里，独门独院，干净整洁。吃的呢，当时根据地军民都还在勒紧裤腰带，但供给她的，是专门从老乡那里买来的大米、白面、鸡蛋和肉。咱们自己的战士啃着粗粮饼子，得让她吃好喝好。 一开始，武内节非常害怕，以为自己落到了“土匪”手里，小脸吓得煞白，一句话都不敢说。负责跟她沟通的刘亚罕，发挥了自己的语言优势。他穿着整洁的军装，用一口流利的日语跟她聊天，不谈战争，只聊家常、聊文学、聊她在东京的大学生活。 根据地的女战士们也经常来陪她，教她唱《茉莉花》，给她讲中国的故事。武内节慢慢发现，这些“敌人”跟她在日本国内宣传中听到的完全不一样。他们不凶神恶煞，反而彬彬有礼，尊重她的习惯，关心她的生活。 这种“攻心为上”的策略，是咱们的看家本领，也是那个年代我军区别于所有其他军队的鲜明特质。我们打仗，不光是靠枪炮，更是靠人心。 安顿好了武内节，真正的重头戏，谈判，开始了。 刘亚罕亲笔用日文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扬州，指名交给武内俊夫。信里写得非常客气，先是告知您的侄女在我们这里做客，一切安好，请勿挂念。然后才话锋一转，提出交换条件：用武内节，换回李庚等被捕的抗日人员。 这封信往扬州的日军指挥部一送，武内俊夫当场就炸了。他立刻调集部队，准备对新四军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想用武力把侄女抢回来。 但新四军早就料到他会有这一手。咱们的部队早就做好了反“扫荡”的准备，同时通过各种渠道给他传话：“你要是敢乱来，你侄女的安全我们可就没法保证了。” 武内俊夫投鼠忌器，仗打得不疼不痒，根本找不到新四军主力。几天下来，人没救着，自己的部队倒损失不小。他这才明白，硬来是不行了，只能坐下来谈判。 谈判的过程，也是一场斗智斗勇。日方一开始还想耍赖，说可以放人，但得新四军先把武内节送回来。这我们能干吗？刘亚罕的回应很明确：“一手交人，一手放人，在两军阵地的中间地带交换。” 最终，在咱们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下，日方妥协了。 交换那天，场面极具戏剧性。李庚等同志被日军送到了指定地点，他们虽然在牢里受了些苦，但精神头都还在。另一边，武内节穿着来时那身体面的衣服，毫发无损，甚至看起来还胖了点。 临别时，武内节深深地向刘亚罕等人鞠了一躬，用刚学会的中文说了声“谢谢”。据说，她回去后，把自己在新四军根据地的经历告诉了很多人，让不少日本人对新四军有了全新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