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俘的志愿军最高将领吴成德，回国后开除军籍，去世后发现一秘密 1996年春，山西

被俘的志愿军最高将领吴成德，回国后开除军籍，去世后发现一秘密 1996年春，山西运城的一间老屋里，吴成德的家人整理遗物时，从一个褪色的木盒里翻出了一沓单据。 纸张泛黄发脆，上面的钢笔字却依旧清晰：“1990年3月，捐希望工程1000元；1992年5月，资助稷山县学生李某500元……” 零零总总加起来，竟有四万多块。 在90年代的工薪家庭里，这相当于一个人近十年的工资。家人愣住了。 这位平日里连买块肉都要犹豫的老人，怎么会有这么多钱捐出去？更没人知道，这些钱，是他在辽宁盘锦农场种稻子、修水渠，一分一分攒下的。 这个秘密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吴成德藏了一辈子的故事。 1953年9月，当他作为最后一批遣返战俘跨过鸭绿江时，身上的军装早已磨成了布条。 从釜山监狱出来时，美军军官曾嘲讽地问：“现在回去，你们党还会信你吗？” 他当时没说话，只是挺直了腰板。 这个动作，他在1940年百团大战时也做过。那时他是山西新军213旅57团3营指导员，带着战士们在汾河北岸阻击日军，子弹打穿了左臂，他咬着牙用绑腿勒住伤口，愣是没退后半步。 没人能想到，这个在抗日战场和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的硬汉，会在朝鲜战场上经历人生最艰难的考验。 1951年5月，第五次战役后期，180师奉命在汉江南岸掩护主力撤退。 作为代理政委，吴成德看着阵地上越来越少的战士，和仅够两天的弹药，下令“分散突围，敌后游击”。这一游击，就是十四个月。 在雪地里啃树皮、在山洞里躲轰炸是常事，有次他高烧昏迷，战士们轮流背着他走，他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仅存的半块干粮分给伤员。 直到1952年7月，因病重被美军发现，他谎称自己是“炊事员”，却在敌人翻出他口袋里的作战地图时，暴露了身份。 釜山监狱的酷刑没能让他开口。美军用强光照射他的眼睛，逼他写“悔过书”，他就用咬破的手指在墙上划“共产党万岁”；让他指认被俘战士中的党员，他瞪着眼骂：“要杀要剐冲我来！” 可谁也没料到，1954年6月，他等来的不是荣誉勋章，而是一纸开除党籍、军籍的处分。理由很简单：“被俘人员，不符合军队要求。” 那天，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坐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收拾行李去了辽宁盘锦大洼农场。农场的人只知道他是“犯过错误的老兵”，却没人知道他曾是指挥过几千人的师级干部。 他带着工人修水渠时，总蹲在田埂上琢磨：“这土黏性大，得加沙子才能防溃。” 种水稻时，他把部队里的“三三制”用到田间。 三人一组，轮班浇水、除草，产量竟比往年提高了三成。有人见他手上磨出的茧子比老农还厚，劝他歇着，他总说：“干惯了，歇着浑身疼。” 这一干，就是二十八年。 1982年，组织上派人来找他，通知恢复党籍，享受军级待遇。那天他正在稻田里拔草，裤腿沾满泥浆。听完消息，他只是点点头，继续弯腰干活。 晚上回家，他对妻子龚村说：“党还记得我，就够了。” 没人知道，他心里藏着另一桩事。 1951年在朝鲜游击时，他曾答应过一个牺牲的小战士，“等胜利了，帮你家娃上学”。如今，这承诺借着希望工程的名义，终于有了着落。 吴成德的木盒里，除了捐款单据，还有一张更旧的纸。那是1937年他在太原军政训练班的结业证，照片上的青年穿着灰布军装，眼神亮得像星星。 后来打百团大战、攻运城、战秦岭，他总想起母亲的话，只是把“安稳日子”的范围，从一个村扩到了全中国。 1996年他去世时，葬礼简单得只有亲友和农场的老同事。 直到那些捐款单据被发现，人们才慢慢拼凑出这个“犯过错误的老兵”的全貌：他在朝鲜没说过一句软话，在农场没抱怨过一句不公，晚年没向组织提过一个要求，却把一辈子攒下的钱，悄悄给了素不相识的孩子。 有人说，他这辈子太亏了——当过高官，成了战俘，挨了处分，最后只留下一沓捐款单。可吴成德或许不这么想。 1982年恢复党籍后，他曾回朝鲜故地看过一次。站在当年游击的山林里，他对随行的人说：“那会儿想，能活着回去就好；后来在农场想，能多种几亩稻子就好；现在想，娃们能念书就好。” 三句话，串起了他的一生。 那个褪色的木盒里，还压着一张小照片。是1950年他和龚村结婚时拍的，两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干部服，笑得腼腆。 背面有他写的一行字：“为了他们，值得。” 这“他们”，是当年的战友，是农场的工人，是他资助的学生，也是所有他没见过、却希望能过上安稳日子的人。 主要信源：（寒梦——《朝鲜血与中国泪——记志愿军官阶最高战俘吴成德》；郜合启——《吴成德：志愿军中职务最高的被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