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7日，军统戴笠搭乘的222号运输机在南京江宁岱山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关于戴笠之死，长期以来，国民党官方以“天气恶劣、操作失误”定论，而戴笠专机的原定飞行员赵新，在沉默近半个世纪后，以亲历者身份披露了诸多关键细节······ 赵新是军统空运大队的资深飞行员，拥有超过1000小时的安全飞行时长，长期执飞戴笠的专机任务，对美制C-46运输机的性能、航线与应急处置极为熟悉。 1946年3月，戴笠在北平处理汉奸案件、核查军统华北站贪腐问题，随后前往天津、青岛，计划于3月17日从青岛飞上海，再转重庆向蒋介石复命。 执飞的222号C-46运输机是抗战胜利后美军移交的主力运输机，结构坚固、动力稳定，适合复杂气象飞行，是当时国民党高层常用的专机机型。 3月17日清晨，赵新按流程对飞机进行全面检修，从双发发动机、燃油系统、机翼蒙皮到无线电罗盘、导航设备，关键部位反复核查两次，确认所有系统工况正常，燃油加注充足，符合跨区域飞行的全部安全标准。 就在他完成起飞前准备、即将启动发动机时，一辆军用吉普车疾驰至停机坪，空运大队军官当场下达命令：赵新立即下机，由飞行员张远仁接替执飞。 这一临时替换完全不合常规，赵新作为戴笠的专职专机飞行员，从未出现过飞行失误或安全隐患，而接替他的张远仁是新进飞行员，总飞行时长不足200小时，未通过盲目飞行资质考核，甚至不熟悉C-46的无线电罗盘操作，根本不具备在复杂气象下执行专机任务的能力。 赵新当场提出异议，却被以“军令不可违”强行带离机舱。 事后他才得知，张远仁为借机前往上海倒卖黄金、美元谋取私利，向空运大队负责人行贿，换取了这次飞行任务。 当天上午，222号机从青岛机场起飞，原定航线直飞上海，但上海上空遭遇强雷暴，机场关闭无法降落，机组按指令改道飞往南京明故宫机场。 中午12时05分，飞机通报南京上空云高仅300米，伴有雷雨与强气流，气象条件极差。 按照民航与军用飞行规范，此时应盘旋等待或备降其他机场，即便穿云下降，也必须由资深飞行员严格按程序操作，控制俯角与航速，避免失速。 但张远仁缺乏应对经验，在雷雨云中判断失误，盲目降低高度，最终导致飞机失控撞向岱山山腰。 中午13时许，飞机残骸被当地村民发现，机身解体起火，戴笠、军统华北办事处主任刘玉珠、飞行员张远仁、通讯员、警卫等13人无一生还。 青岛《平民报》当日刊发快讯，确认戴笠专机在江宁县板桥镇附近山中坠毁，消息迅速震动全国。 空难发生后，赵新第一时间被军统宪兵控制，以“保护性看管”为名拘禁四天，期间禁止与外界接触、禁止记录飞行细节、禁止接受任何询问，甚至被明确威胁“不得泄露换班与飞机检查情况”。 这种反常的封锁，让赵新确信坠机绝非单纯的天气意外，而是有人刻意掩盖人为失职与背后的权力纠葛。 当时的国民党高层迅速统一口径，对外公布事故原因为“气候恶劣、飞行员经验不足导致操作失误”，完全回避了违规换班、管理层贪腐等核心问题，将一场人祸简化为不可抗力的意外。 赵新随国民党赴台后，长期担任空军官校教官，始终对岱山空难的真相保持沉默。 他深知在威权体制下，披露真相只会引来杀身之祸，每年3月17日，他都会独自凭吊，为自己未能阻止这场悲剧而自责。 直到1991年，两岸史料交流逐渐开放，赵新才以匿名身份在台湾《空军史料》刊发回忆文章，明确指出“222号机无任何机械故障，坠机的核心原因是人为换班与操作失当”。 1994年，赵新在台北空军医院临终前，再次向身边人重申：飞机是完好的，天气不是借口，是人心的贪婪与腐败害死了戴局长。 赵新的说法，有一点非常具有价值，那就是“飞机无故障”，这就否定了有人在飞机上做手脚，并以此谋杀戴笠的可能性。 在赵新这一说法的基础上，再结合后续岱山现场勘查“机身无爆炸痕迹、机械部件完好”的结论，基本上也可以否定有人在飞机上放炸弹，戴笠死于定时炸弹炸毁飞机的阴谋论，如果是这样的话，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派心腹刘玉珠在飞机上藏定时炸弹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值得注意的是，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善在谈及戴笠之死时，也一再强调，凭当时戴笠的安保规格，在飞机上放炸弹，或者在飞机上做其他手脚，绝对是不可能的，唯一有可能出问题的就是飞行员。 杜维善认为，临时替换赵新的张远仁，身份有问题，他可能已被策反，颜色已经变红，其父杜月笙事前已经得到某种风声，但因为没有实据，在电话中不便说明，结果戴笠大意了，没有听杜月笙的意见，改变行程。 如果杜维善这个说法是真相的话，那么赵新关于张远仁上飞机的理由，也就非常的耐人寻味了。 毕竟贿赂空运大队长，到上海倒卖黄金、美元的说法，太拙劣的，但有时候，一个说法越拙劣，内在越有问题。 总而言之，戴笠很可能是因为飞行员而死，背后的真相，要么是空运大队难以启齿的贪腐丑闻害死了军统老板，要么就是飞行员充当了死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