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生将《资治通鉴》反复研读十七遍，书页被翻得卷边起皱，字里行间写满了圈点与批注。 他老人家读史，没有酸腐文人空洞的道德说教，只抓最实在的道理——会不会用人、能不能打仗、办不办得成事，寥寥数语便直戳要害，把千年帝王将相的本事与毛病、格局与短板，看得通透无比，读来既痛快又解渴。 在楚汉争霸的段落里，毛主席对刘邦与项羽的评判最为干脆利落，他直接写下：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项羽输得可惜，却也必然，毛主席把他的失误说得明明白白：鸿门宴上放跑刘邦，是心慈手软；鸿沟定约后信以为真，是政治天真；建都彭城选错位置，是战略短视；明明有范增这样的谋士却不能用，刚愎自用、沽名钓誉，最终落得乌江自刎。 他那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既是评古，更讲透了做事要果断、不能妇人之仁的道理。 反观刘邦，毛主席赞他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并非刘邦本人有多神，而是他懂人心、接地气，听得进逆耳忠言，能把张良、萧何、韩信三类人杰用到极致，这才是政治家的真本事。 论起会打仗的皇帝，毛主席心里有个清晰的排名：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李世民少年领兵，横扫群雄，用兵灵活果断，把军事指挥艺术用到极致；朱元璋出身底层，摸透民间疾苦，用兵务实狠辣，步步为营打下江山。 他还常说“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这些人不摆文绉绉的架子，不搞脱离实际的虚招，懂基层、知利弊，治理国家反而更接地气。 对于秦始皇，他跳出儒家千年苛责，给出辩证评价，直言“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百代都行秦政法”，肯定中央集权、郡县制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奠基作用，同时也客观指出焚书坑儒是维护专制的短视之举，功过分明，绝不片面。 对那些被史书捧上天的帝王，毛主席的批评毫不留情。 宋太宗赵光义志大才疏，高粱河、岐沟关两战大败，面对契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术，始终昏聩不悟，毛主席直接批注：“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 官修史书拼命吹捧他“沈谋英断”，他更是冷笔写下“但无能”，“幽州之败”，用事实戳破粉饰，不留半点情面。 魏明帝曹叡与刘晔论兵时提出“放长线钓大鱼”的耐心谋略，反倒被毛主席看重，特意批注“此传可以一阅”，欣赏这种稳中求胜、以柔克刚的战略智慧。 在群雄并起的三国段落，毛主席为曹操彻底翻案，反感演义里“奸雄”的抹黑，直言他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欣赏曹操豁达通脱、气魄雄伟的本色，更认可他“不杀降”的格局，对比刘表诱杀降卒的做法，直言“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 他还特意推荐《郭嘉传》，称赞郭嘉才识超群、足智多谋，十胜十败论把敌我优劣分析得入木三分。 夷陵之战中陆逊火烧连营，毛主席赞他知己知彼，后发制人，先主动退让、再抓住要害，以静制动，远比刘备急躁冒进、一意孤行高明得多。 品读谋臣将相，毛主席的批注也极为精彩。 蜀汉法正虽有睚眦必报的小性子，却有定川蜀、取汉中的大功，他批注“观人观大节，略小故”，告诉世人选人不能求全责备，要看主流、抓本质。 后赵张宾为石勒谋划幽州，把三方势力的矛盾与破绽算得一清二楚，毛主席当即写下“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把具体的计谋，升华为做决策、办事情的通用方法论。 被后世神化的诸葛亮，毛主席也不盲从，从军事战略上直指要害：“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荆益相隔千里、兵力分散，再好的理想蓝图也撑不住现实的短板，一语道破蜀汉衰亡的核心症结。 王安石变法立意高远，却最终失败，毛主席点透根源：“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脱离基层现实、用人不当，再完美的制度设计也只能沦为空文。 点评武将得失，毛主席以军事家的专业眼光，句句都是用兵真经。 曹魏夏侯渊恃勇冒进，不听曹操“为将当有怯弱时”的告诫，定军山一战身死军灭，毛主席批注“不听曹公此语，故致军败身歼”，点明为将者有勇更要有谋，刚愎自用必遭大祸。 北宋杨业孤军战死，他从对手身上总结规律：“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把游牧民族的战术特点看得明明白白，也点出宋军不懂敌情、盲目轻敌的教训。 南北朝名将韦睿清廉不贪、身先士卒、遇功不争，毛主席更是直接号召“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把历史人物的品格风骨，转化为现实的作风要求。 毛主席读史，还总能撕开封建帝王的虚伪面具。 读到宋太祖“不杀士大夫”的祖训，转头就看见士大夫被构陷流放、性命难保，他冷批“说不杀士大夫，伪也”，一句话戳破统治者标榜仁政、笼络人心的真实用意。 他把《资治通鉴》戏称为一部大“相砍书”，说书中写战争“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强弱转化、攻防互换、虚实结合，一部史书被他读出了军事哲学的精髓。 时至今日，再读毛主席这些掷地有声的点评，依旧能让人拨开历史迷雾，看清成败规律，读懂用人之道，在痛快淋漓之余，收获长久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