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岸对峙的冷战背景下，两蒋父子为窥探大陆虚实、维系“反攻大陆”的虚妄迷梦，不惜广撒网、重赏招募所谓“情报人员”，而一桩由香港夜总会普通跑堂导演的情报骗局，却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将两蒋的脸面打得噼啪作响，为此，很多人嘲笑逃台后的两蒋父子就是历史的笑柄。 导演这起情报骗局的家伙叫倪维乐，上世纪三十年代生于广东，后移居香港九龙，终日混迹于当地夜总会，干的是端茶送水的普通跑堂。 就是这样一个与“绝密情报”毫无关联的市井小人物，却在荒诞的时局下，意外搭上了台湾“大陆工作委员会”驻香港的秘密机构。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两蒋父子心有不甘，在香港设立诸多秘密特务机构，以高额赏金为诱饵，大肆招募社会闲散人员充当所谓的“潜陆情报员”，毫无底线的招募标准，让倪维乐这类投机取巧之徒有了可乘之机。 1957年，经朋友引荐，倪维乐正式与台湾驻港情报部门搭上关系，一场震惊岛内、羞辱两蒋的惊天骗局就此拉开帷幕。 台湾驻港情报机构交给倪维乐的首个任务，便是潜入广东搜集大陆地方经济情报，领取活动经费后的倪维乐，根本未曾踏足大陆半步，而是躲在九龙郊区的农户家中，一边与女友寻欢作乐，一边进行毫无技术含量的情报造假。 他的造假手段粗陋至极，仅靠一把剪刀、一瓶胶水与一台收音机，将香港左派报纸上的公开新闻、英美广播里的对华消息东拼西凑，模仿中共官方文件的行文格式，伪造加盖“机密”印章的红头文件，然后刻意投台湾当局所好，大肆编造大陆粮食危机、社会动荡、所谓“高层矛盾”等虚假内容，将市井传闻、公开资讯包装成“潜入核心获取的绝密情报”。 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些漏洞百出的假情报，竟一路畅通无阻地从香港情报站送至台北高层，被台湾情报专家奉为至宝，究其根源，不过是台湾情报系统自上而下的邀功请赏、自欺欺人——驻港情报站为骗取经费、博取政绩，对倪维乐的假情报刻意包装添色，而台北当局则深陷对大陆的刻板臆想，只愿相信自己想听的“消息”，全然不顾情报的真伪与逻辑。 随着造假行径屡屡得手，倪维乐的胆子愈发膨胀，到1962年，其造假行径已然登峰造极，从炮制地方经济情报，升级到伪造中共中央绝密文件，诸如所谓“大陆粮食危机致数百万人饿死”、“猪肉供应紧急中央通知”、“高层路线分歧报告”等荒诞内容层出不穷。 这些假情报均来自公开报纸与广播，数据滞后、内容荒谬，却被台湾情报系统当作核心机密层层上报，甚至成为岛内决策的所谓“依据”。 直到1963年夏天，倪维乐伪造的四份“中央绝密文件”摆上蒋经国的办公桌，起初深信不疑的蒋经国，在比对多方信息后，终于发现情报中的数据矛盾、政策滞后、措辞粗劣等致命破绽，所谓“国家机密”不过是市井流言的拼凑。 震怒之下的蒋经国下令彻查，最终查清的真相令整个台湾情报系统颜面扫地：这个被奉为“王牌情报员”的倪维乐，从未踏入大陆一步，所有“绝密情报”，均是夜总会跑堂剪报、听收音机编造的谎言。 更让蒋经国恼羞成怒的是，随着倪维乐案的深挖，台湾情报系统系统性造假的黑幕被彻底撕开，他惊恐地发现，多年来耗费巨资搭建的大陆情报网络，早已沦为全员撒谎、集体行骗的烂摊子。 大量潜伏特务早已失联、投诚，却依旧长期编造情报骗取经费；诸多情报站为应付考核、保全官位，公然伪造文件、虚报战果，从驻港机构到台北中枢，层层欺瞒、环环造假，十余年间呈递给蒋介石与他的所谓“大陆机密”，绝大多数都是凭空捏造的虚假信息。 蒋介石在得知真相后，气得浑身发抖，大骂“情报工作欺我甚深”，这位一生迷信特务统治、将情报视为决策根基的独裁者，最终被自己一手打造的情报体系彻底愚弄，毕生追求的“反攻大陆”幻梦，原来一直建立在夜总会跑堂的剪报与谎言之上，这是何等辛辣刺骨的讽刺。 蒋经国更是在情报部门会议上失控怒吼，痛斥整个系统“无能、无耻、无可救药”，他亲手掌控的情报机器，非但没有摸清大陆分毫实情，反而沦为骗子们捞钱邀功的工具，自己与父亲多年来被蒙在鼓里，沦为世人的笑柄。 为挽回颜面，台湾情报部门于1963年9月27日，以“功勋卓著、赴台领赏”为诱饵，将倪维乐诱骗至台北，其刚下飞机便将其秘密逮捕，押入监狱审讯。 毫无骨气的倪维乐当即全盘招供，承认自1957年以来，靠造假情报骗取台湾情报部门活动经费逾十万港币，所有情报均为凭空捏造。 面对这场让整个情报系统蒙羞、让两蒋尊严扫地的骗局，蒋经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若彻底追查，台湾情报系统依靠虚假情报运作的黑幕将彻底曝光，整个体系或将瞬间瘫痪；若从轻发落，又无法向蒋介石与岛内交代。 最终，台湾当局选择“杀鸡儆猴”的权宜之计，将倪维乐判处无期徒刑，关押于绿岛监狱，同时枪毙两名驻港情报站负责人以掩人耳目，对其余参与造假、瞒报的人员则网开一面，仅做内部整顿草草收场，这场系统性的集体欺骗，最终以自欺欺人的方式草草落幕。 这个结果意味着两蒋父子的情报系统已经烂透，再不能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