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王世襄和袁荃猷结婚。婚后，王世襄发现妻子除了会剥蒜，其他家务活一概不会。一次，她把一颗葱层层剥光，剥完手里空空如也，还埋怨老王：“你是不是不会买葱，怎么这葱里啥都没有？” 王世襄当时没有急着解释，只是把窗台上新买的一把葱拿过来，慢慢示范外皮与可食部分的区别。那天的小事，被后来不少人当作趣谈，却恰好点破了这段婚姻的底色：日常琐碎有人兜底，精神世界却并肩而立。 结婚不久，北京城仍在战后恢复期，物价波动，生活并不宽裕，但王世襄已经重新回到与文物打交道的轨道上。 抗战胜利后不久，王世襄受命参与清理战乱中流散的文物线索，在昆明、重庆、成都等地奔走，核对清册、追索去向。 1946年至1949年间，追回并移交的文物累计两千余件，其中不少最终进入国家文物系统保存。那段时间行程紧张，通信不畅，袁荃猷留在北平，靠抄谱、绘图与教学维持家计。 早在婚前，袁荃猷已经因书法与古琴在燕京大学小有名气。婚后不久，袁荃猷并未因为家庭角色而放下学术训练。 1950年代初，王世襄进入文博系统工作，研究方向逐渐聚焦于中国传统工艺与明清家具。大量实物测量、记录与比对，需要极强的耐心。袁荃猷承担了最耗时的部分：逐件测量比例，按标准绘制线图。纸张常常摞成一尺高，铅笔用到短得夹不住。 后来《明式家具珍赏》正式出版，业内才意识到这些线图的价值，许多国外博物馆来函索取参考版本。 那本书并非一蹴而就。早在1960年代初，王世襄已完成大半资料整理，却因时代原因被迫中断。特殊年代到来后，王世襄因旧藏与学术背景受到审查，被下放湖北干校劳动。 1955年以后出生的孩子尚在成长，家庭压力陡然加重。袁荃猷没有回避现实，而是直接向有关部门说明情况，逐条列出王世襄在文物追索与保护中的具体工作时间、地点与成果。 这次申辩并非即刻奏效，却为后续澄清留下关键依据。 湖北干校的日子并不轻松。王世襄在五十多岁的年纪从事放牛、插秧等体力劳动，仍坚持在笔记本上记录所见的农具结构与木作方法。 寄回北京的包裹里，偶尔夹着自编的小扫帚或简短便笺，字不多，却提到“这类榫接方式，明器中亦见”。袁荃猷收到后会妥善保存，等到条件允许再一并整理。 1978年以后，工作逐步恢复正常。王世襄重新进入学术机构，继续推进传统工艺调查。风筝、鸽哨、葫芦、竹刻等门类，被系统记录成册，许多民间艺人的口述首次转化为文字。 袁荃猷参与校对、誊清与补绘，工作节奏并不轻松，却始终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