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国的公知需要一次肃清？说个扎心的，2011年，中国高铁还在发展中，却遭到胡舒立、许小年等媒体公知全面否定！ 2011 年，是中国高铁最艰难的一年，不是难在技术攻关，不是难在工程建设，而是难在，被自己人往死里踩。 以胡舒立、许小年为代表的一批公知，一拥而上，他们拿着笔，对着刚刚起步的中国高铁，全面否定，在他们嘴里，中国高铁就是浪费钱、瞎折腾、面子工程，他们用各种看似专业的话，告诉所有人：中国搞不成高铁，不该搞高铁，搞了也没用。 那时候，中国高铁确实还不成熟，2008年才刚刚开通第一条京津城际高铁，短短几年间，在建和投产的线路就达到数十条，投入资金规模巨大，据当时广发证券的研报显示，仅投产运营的高铁线路就投入了近6000亿元，在建线路还需额外投入8491亿元，资金来源高度依赖银行贷款和债券融资，部分已开通线路如武广高铁，虽客流量可观，但短期内仍处于亏损状态。 再加上2011年“7·23”甬温线重大铁路事故的发生，让原本就充满争议的中国高铁，陷入了更大的舆论漩涡，这也给了胡舒立、许小年等公知可乘之机。 许小年当时公开表态，直指京沪高铁近2200亿的预算投入离谱，回报周期漫长到看不见头，甚至建议国家收紧高铁建设资金，要么放缓建设节奏，要么直接暂停所有规划，把钱花在他口中“更有用”的地方。 他始终抱着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推崇市场自发调节，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却完全忽略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我们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基数，地域辽阔、人员流动频繁，普通铁路早已难以满足民生和发展需求，高铁这种载客量大、占地少、节能环保的交通方式，正是适配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 胡舒立则聚焦所谓的“高铁大跃进”，在事故发生后，带着团队过度放大高铁发展中的问题，将技术磨合阶段的正常波折，渲染成不可饶恕的败笔，却对高铁带来的长远价值视而不见。 她发文警示“谨防高铁大跃进在其他领域找到新出口”，看似是理性建言，实则是片面否定整个高铁产业的布局，无视当时国家推进高铁建设，不仅是为了改善民生，更是为了带动装备制造业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深远考量。 这些公知的可怕之处，不在于他们提出了不同意见，而在于他们拿着“专业”的幌子，进行片面化、情绪化的否定，误导公众认知。 2011年，中国高铁正处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关键阶段，核心技术还在不断打磨，运营经验也在逐步积累，出现一些问题在所难免，但公知们却故意回避中国高铁的进步——当时我们已经能自主建设京津城际这样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线路，已经能实现动车组的规模化运营，更能通过高铁建设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 他们只算短期的经济账，不算国家长远的发展账、战略账，只看到眼前的困难，看不到高铁能破解春运难题、拉近城乡差距、推动产业升级的巨大价值。 现在回头看，幸好当年国家顶住了这些舆论压力，没有被公知的片面言论带偏。如今，中国高铁运营里程已达3.8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68.8%，建成了世界上最发达的高铁网，日均发送旅客从2008年的35万人次，增长到2019年的645.9万人次，春运再也不是当年挤破头的模样，亿万务工人员能更便捷地返乡团聚，西部的资源能更顺畅地运往东部，东部的产业能更高效地辐射西部，高铁早已融入普通人的生活，成为中国装备制造的一张亮丽名片，甚至走出国门，建成了雅万高铁这样的国际标杆项目。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肃清公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脱离中国国情，照搬西方理论，拿着话语权优势，肆意否定国家的战略布局，阻碍民族产业的发展，误导公众认知。 他们不是真正的理性建言者，而是站在对立面，放大问题、抹杀进步，看似客观中立，实则是在拖国家发展的后腿。 如果当年我们听了许小年、胡舒立等人的建议，暂停高铁建设，今天的我们，可能还要在拥挤的绿皮车里煎熬春运，可能还要依赖国外的高铁技术，可能还要错失装备制造业升级的绝佳机遇，甚至可能比现在落后十几年。 肃清公知，不是要禁止不同声音，而是要剔除那些片面否定、恶意误导的言论，还原事实真相，让真正理性、客观、立足中国国情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 国家的发展，需要倾听不同意见，但绝不能被别有用心的片面言论绑架，唯有如此，才能让我们的民族产业稳步发展，才能让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