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中南海西花厅。85岁的邓颖超颤巍巍地拉住李鹏的手，眼神却异常坚定，开口就是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我想安乐死。”这话一出，屋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没人敢接这个茬，谁能想到这位为革命奔波一生的老人，晚年最大的愿望竟然是求死。 其实，这念头在邓颖超心里头，已经盘旋了十几年。 事情还得从1976年说起。那时候周恩来总理病重，就在305医院躺着。邓颖超每天守在床边，眼睁睁看着丈夫身上插满了管子，被病痛折磨得脱了形。 有一次，周恩来疼得实在受不了，问医生能不能让他“哼一哼”。那一幕，像刀子一样刻在了邓颖超心上。她当时就觉得，这种靠管子维持的生命，根本就是“生不如死”，毫无尊严可言。 从那以后，她就下定决心，绝不让自己重蹈覆辙。 1982年，邓颖超身体还算硬朗的时候，就早早立下了遗嘱。她在纸上写得清清楚楚：如果病重，千万不要抢救，不要浪费国家的医疗资源。 她甚至跟身边人说，哪怕多延续一两天的生命，如果是痛苦的，那也是没意义的。这话听着狠心，其实是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对生命最通透的理解。 到了1988年，她更是直接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了一封信，公开支持“安乐死”。 这时候你可能以为她想自杀，其实没那么简单。她要的不是喝药自我了断，而是“停止无效治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姑息治疗，让人走得体面点，别遭那个罪。 可问题来了，她是邓颖超，是“邓大姐”，她的命早就不是她一个人的了。 1989年，她正式向中央打报告，请求批准她在病危时安乐死。当时的报告递上去，江泽民同志批示了四个字：“可敬可佩”。但敬佩归敬佩，真到了节骨眼上，谁敢签这个字？谁敢拔这个管？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邓颖超的身体每况愈下。帕金森症让她手抖得拿不住筷子，吃顿饭要花几个小时，站起来都得两个人架着。 1991年，麻烦真的来了。她因为肺炎高烧不退，住进了医院，后来直接昏迷了。 按照她生前的意思，这时候就该顺其自然了。但医疗团队哪敢啊？医生们的职业准则就是救死扶伤，更何况躺在床上的是备受爱戴的邓颖超。 为了维持她的生命，医生们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做胃造瘘手术——就是在这个胃上打个洞，插根管子输营养液。这恰恰是邓颖超生前最抗拒、最恐惧的“人工续命”方式。 手术做了，命是保住了，可人遭了大罪。她在病床上躺着，身上插着管子，意识时有时无，完全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 这时候的邓颖超，已经没法再像当年那样，中气十足地喊出“我要安乐死”了。 当时的情况很尴尬，也很无奈。一方面是老人强烈的个人意愿，另一方面是沉重的医疗伦理和政治责任。大家心里都明白她不想治，但谁也担不起“放弃治疗”这个责任，只能眼看着她在这个“保护网”里一点点耗尽最后的生气。 1992年7月，邓颖超已经到了弥留之际。 她偶尔清醒的时候，还用微弱的声音叮嘱秘书赵炜：“不要抢救了。”可看着监护仪上的线条跳动，医护人员还是在尽职尽责地忙碌着。 李鹏夫妇去医院看望她。这时候的邓颖超，已经虚弱到了极点。她看着李鹏，拼尽全身最后一点力气，嘴唇动了动，吐出了两个字：“李鹏”。 这是她留在人世间最后的声音。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走了。虽然她没能实现“安乐死”的愿望，但她的后事，还是按照遗嘱办了：骨灰没有保留，全部撒进了天津海河；房子交公，不搞故居纪念。 她用这种方式，完成了自己作为唯物主义者最后的坚持。 邓颖超的晚年遭遇，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个时代在生命尊严与传统观念之间的拉锯。 她想走得干脆，想给国家省点钱，想保留最后的体面，但在巨大的爱戴与责任面前，这份“求死”的权利变得奢侈而遥不可及。 她的遗嘱虽然没能完全执行，但她对生命质量的思考，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甸甸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