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4岁的粟裕大将，向中央请求“我想回家乡看看”。经过一番讨论，中央拒绝了将军的请求。将军眼含泪水，满脸悲凉。 那泪水砸在病号服的手背上，也砸在在场所有人心里。人到了这个岁数，心里那点念想就跟野草似的，压了一辈子，到快入土的时候反而疯长。可中央为啥不答应？是真不近人情吗？咱们得把这事儿掰开了揉碎了看。 粟裕想回的那个家，在湖南会同，一个叫枫木树脚村的小地方。他十七岁那年离开家，说是出去求学，实际上就是跟旧家庭决裂，跟那个给他定下亲事、想把他拴在田地上的父亲彻底翻脸 。谁能想到，码头一别，竟是永别。后来他父亲因为受他牵连，东躲西藏，死在了外头。这事儿在粟裕心里是个疙瘩，几十年解不开 。 其实他这辈子不是没机会回去。解放后他在南京主政，离湖南也就几步路的事儿。当时他老娘被接到南京住过一阵，母子俩二十多年没见，老太太摸着他的脸直掉泪。按理说，把娘送回去的时候顺道拐一趟，也就是多踩一脚油门的事。可那时候他脑子里装的啥？是解放台湾、是剿匪、是国防建设。他一听说回一趟家得要一个加强连护送，得惊动地方政府，得花钱，立马就把念头按下去了 。他心里头有杆秤，那头是公，这头是私，公私一称，私的那头永远轻飘飘的。 到了1981年，这杆秤终于歪了。人躺在病床上，脑血栓、高血压、心肌梗死挨个来，太阳穴跟针扎似的疼——那是1930年在水南战役里钻进脑袋的三块弹片在作怪，这几块铁在他颅骨里藏了半个多世纪，后来火化时才取出来 。这时候他再想回家，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那个劲儿了，就是想死之前，脚底板再沾一沾故乡的泥，眼睛再瞅一眼屋后头那棵枫树。 中央那帮老战友看了他的请求信，心里头比谁都难受。特别是胡耀邦，他咋拒绝？不拒绝行吗？从北京到会同，两千来里地，那时候的路况，火车倒汽车，汽车换拖拉机，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路上万一出了事，谁担得起这个责？那不是送他回家，那是送他上路 。 这拒绝里头，其实藏着另一层意思：国家把这位老将看得太重了。重到不敢让他冒一丁点儿风险。可这份看重，落在粟裕眼里，却成了彻底的悲凉。他懂，他都懂，就是懂了才更难受。 这件事儿让我想起现在的人。咱们现在想家了，高铁飞机，朝发夕至，朋友圈一发定位，就算“到此一游”了。可粟裕这一辈子，打了那么多胜仗，救了那么多人，最后却输给了一张回家的车票。他不是没条件，他是不肯用那个条件。他觉得因为自己回家，让地方上兴师动众，让乡亲们夹道欢迎，让国家掏钱，那是罪过 。 所以那天他含着泪，什么也没说。只是从此以后，病房里的粟裕话少了，眼睛却总往南边看。 1984年，他走了。家里人按他的遗嘱，把骨灰分了两份，一份撒在他打仗的地方陪战友，一份终于带回了会同，埋在了那棵大树底下 。离家六十载，回来的时候，不过是一捧灰。 说到底，中央当年的拒绝，是心疼他；可这份心疼，也成了他最后的遗憾。这种矛盾，在老一辈革命家身上太多了。他们把最好的自己给了这个国家，把最亏欠的自己留给了家人，到最后，连落叶归根都得掰成两半算。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