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天，密云猪头岭村的邓玉芬正在地里收红薯。58岁的她腰弯得很低，手上全是泥，突然听见有人喊：“你家永兴回来了！”邓玉芬拔腿往家跑，六年了，她以为七个儿子全死在战场上，现在有人说老三回来了？会不会是哪个骗子冒充的？ 那一刻，她顾不得红薯地里泥泞滑脚，心跳得厉害，像胸腔里闷了一锅沸水，腾腾直冒热气。多少年了，她这颗心早已经撑满了思念和忍耐，一听“永兴”两个字，就像是老树突然开了花，打了个激灵。 她跑得跌跌撞撞，膝盖上沾着泥，裤腿挂着草。她害怕，又期待，眼神里闪着光——不是年轻人的光，是一个母亲熬过长夜不敢相信黎明真的来临的那种光。 村口那人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军装褪色，左臂空着，袖子随风往荡。她认出来了，眼泪顿时模糊了视线。她不等再确认，已经扑了上去。 这不是做梦，这是真的，不是听谁说，是自己亲眼看见的。 永兴跪在地上，喊了一句“娘”，沙哑得像风吹过裂开的窗户缝。她俯下身来抱住了他，左手一摸全是骨头，右手紧紧抓住那只还在的胳膊，不敢松开。那摸到的不是儿子的骨头，是她这些年的牵挂，终于有个实在的回响了。 他们一句话没说太多，只顾着看对方，眼睛里装着满满六年的等待，和藏不住的痛。 说来谁能信，她曾一次次送走儿子，一次次站在门口目送他们远行，一次次拿出藏在炕席底下的军鞋、炒面、鸡蛋，然后在月色下默默哭。 她不是不疼，是太疼，疼得不能示弱。 自从1933年搬到猪头岭，七个儿子相继参军打鬼子，家门口的山头成了送别的地方。永全最先走，后来永水、永兴、永合、永安、永恩、小七，全去了枪林弹雨中。她每次数着一个名字，心里都像砍掉一截肉。 丈夫任宗武，还有两个孩子，也早在扫荡中被鬼子杀害。那年冬天，她抱着小儿子进山洞，怕孩子哭声暴露乡亲，只能咬牙用棉絮堵住他的嘴。孩子最后没挺住，她跪在冰冷的洞口，双手深深抠进石缝，一滴泪也没掉下来。 能说她不痛吗？哪有娘亲在山洞里活活送走娃，却连叫一声名字都不敢的？她还是人，但就因那时不是她一个人的娘，而是好多战士的“干娘”，她必须活下来。 她不是不怕死，而是太能扛。 一个普通农村妇人，从灶台边一寸寸站起来，把整个家庭放在国家前途上赌。她舍得一口饭不吃，只要部队能多准备一顿，舍得一双好鞋不穿，只要前线儿子多跑一步路。一袋白面能分给伤员，一身大衣能盖住别人冻伤的身体。 其实，说她是伟人，她从不认，说她是英雄，她摇头。她总说：“别家孩子不是妈生的？” 有人劝她，留下一个给自己养老。她笑着摆手：“国家都没了，一个孩子留着干啥？” 这话听着简单，但拎得透。邓玉芬这样的母亲撑起的，不是自己的家，是我们后来的日子。 永兴能回来，已是奇迹。他当年战斗中被俘，短暂被敌人奴役，对，就是那种白天做苦工、晚上连骨头汤都喝不着的日子。他靠记住家的方向，一步步跑，拄着木棍熬过了饥荒、战乱、险阻，用整整三年时间往北赶。能活着回来，全凭着一个“娘”字在心口烧。 他那袋白面是路上讨来的，一块用旧报纸包的水果糖藏了半年没舍得吃，只为“娘要是还在，得让她尝尝这没见过的甜”。 真碰面那晚，母子俩吃红薯饭、萝卜干。她不舍得煮那半袋白面，想留着蒸点馒头给他。她烧水、烤火、翻箱倒柜掏出最厚的棉被，永兴却反过身来帮她添柴火，拿出战场上拾来的顶针给她纳鞋底，说“娘，这个你用着顺手”。 你看，这种平凡日子，有时候比山呼海啸更让人心颤。不是血，是情，不是痛，是爱。 邓玉芬这种母亲，中国历史有很多，我们记得的太少。她没写诗，没演讲，没上报，多年就守在猪头岭，一边缝衣做饭，一边埋着七张通知书。她没哭，是她知道国家终于熬过来了。 她最大的愿望，不是什么表彰，也不是荣誉。她说：“只要百姓能吃饱穿暖，我七个娃都没白走。” 如今我们坐在温暖的炕头，吃一口热饭，走一条平坦的路，就该知道，那些年是有人硬扛下来，才换来的。多想有一天，能去密云水库边的雕塑前站一站，跟孩子讲讲：“你看，这是当年送七个儿子打仗的妈妈。她的泪水，早就种在你脚下的庄稼地里了。” 如果你也被邓玉芬的经历感动，不妨点个赞，留个言。说说你记忆里的“英雄母亲”，她是谁，她为谁在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