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6年，王安石被撸了宰相，贬为江宁知府。在江宁干了几年后，感觉心灰意冷，不禁萌生退意。于是给朝廷打了个报告：“我身体不好，申请回家休养。” 这话说出口的时候，他已经56岁，经历了一次从意气风发到千夫所指的漫长转变。 他当年入主中枢，就是想改一改宋朝那摊子攒了几十年的老毛病。 钱紧，就推青苗法，春荒时候提前放款，农民不再东借西凑； 用度不均，就推市易法，朝廷亲自下场稳定物流，把商人从中间抽掉一层油水； 役法不公，就推免役法，让老百姓交点钱，换取不用服劳役，由政府聘人完成工程； 治安有漏洞，就设保甲，把全国百姓按五五十十编起来，不光看家护院，出事还能拉出来打仗； 军中臃肿，兵员虚报猖獗，就推裁兵法，把闲人撤了，只留能打的； 边防不稳，就鼓励王韶收复河湟五州，这是北宋少有的正面大捷。 表面一派兴旺，实则干群两头怨。 有的老百姓确实得了实惠，也有不少人在执行过程中吃了亏。 书记错填一个数，农民家就莫名欠账； 差役上门要债，不管歉收还是火灾，抠得比高利贷还紧； 一些官吏趁机上下其手，该减的不减，不该收的全收。 京城的老臣们看见这些，把矛头对准王安石，说他的法子是折腾人。 司马光带头号召保守派在洛阳搞起诗会，写满讽刺新政的句子； 苏轼写的诗被传遍大街小巷，说农民都要逃荒了，还钱没处逃。 王安石原本一身正气，谁知不光外头骂，自己提拔的人也靠不住。 吕惠卿自我膨胀，曾布揽权争势，再加上条例司的贪腐丑闻频出，他只觉又疲又灰。 宋神宗原先是他最大靠山，后宫整天在耳边说苛政弄得人心浮动，神宗也渐渐失了热情。 折腾到最后，就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改革铺得太快了。 三年不到，十几条法令全部下地，地方官员都还没摸清套路，百姓就被新规压得喘不上气。 熙宁七年西北大旱，反对派说是天意示警，神宗再扛不住，干脆把他外放江宁。 王安石也不争，默默收拾好箱笼，领着数人南下。 刚到江宁，他先是认真当几年知府，案牍上还是事无巨细，田间水利亲自走访，农户租税逐一过问。 后来身体不好，风湿发作，手指僵硬，写字都吃力，人慢慢沉静下来。 他不再写奏章，也不再议政，只寻了钟山半腰一块地皮，搭了几间简房，取名半山园。 园子建得极素净，门外没围墙就几株老竹，屋前有地埂种菜，天气好时他出去走两圈，天冷时披衣望山发呆。 朝廷没几年就真批了他的辞呈，他也不高调辞官，没设宴送行，收拾几件书籍衣物悄悄搬进园中。 江宁老百姓常看到一个老头穿布衣骑只毛驴满街晃，边走边看书，烧饼揣兜里，饿了啃口他吃口，连毛驴也咬一口。 他偶尔收几个零散学生，不讲大义不谈治国，点几本书一起读。 有一次苏轼路过江宁，特地来拜访他。 两人曾政见相左，今日在半山园，一老一中，居士相会，不谈旧怨，畅谈诗文，前后住了近一个月。 王安石专程跑去江边接东坡，东坡衣着未整满脸激动，他却一副淡然模样。 别人一见他俩举止言语，还以为是几十年的老朋友。 元丰末年，神宗去世，司马光重新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废新法，连免役、青苗都一并除。 王安石此时早已卧病不起，据说听到消息后只是摇头，说了句这法终究不能废。 他没再写任何反驳信，也不再作诗陈情，就像从这场失败中彻底抽身了。 第二年春天，王安石在半山园病逝，终年66岁。 他用遗愿叮嘱家人：不要立碑，不要写墓志铭。 人走了，只剩园中几畦蔬菜，一片幽竹，还有不起眼的茅屋静默在山腰之间。 等到后来朝廷再起风波，他的改革再被评说，已经无人记得那个骑着毛驴、口袋揣着烧饼的倔强老头。 有人说他是空想家，有人说他是先知，更多的人在历史洪流中早已懒得细究。 但当我们回顾那个时代，会发现他是那个最早把制度当回事的人。 他或许太超前，但却从没有放弃改一改旧世界的冲动。 他的一生，就是把自己扔进滚烫现实里，等到被烫得遍体鳞伤后，依旧不说一句后悔。 信息来源：《中国大历史》、《王安石传》、《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