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延安卷烟厂快垮了。工资发不出，几十万箱烟堵在仓库里卖不掉，整个厂子死气沉沉。厂领导跑断了腿，最后把求救电话打给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烟王”褚时健。电话那头，褚时健没半句废话，就三个字：“等着我。” 那年他已年过花甲，身份是红塔集团的一把手，全国烟草圈里说一不二的人物。挂断电话，他没有召开会议，也没授权下属，全程亲自操刀，连夜收拾行李从云南出发。 几十个小时的旅程，他坐的是绿皮车的硬座，又冷又挤，车厢里弥漫着油烟味。这一路他没睡，翻着随身带的技术资料，一页页记笔记，把能想到的问题罗列得密密麻麻。 到站后没去宾馆，不听欢迎词，直接去了车间。他蹲在烟丝堆前，把烟丝放进嘴里嚼了一口，又走到烤炉边感受残温。设备是老的，工艺也乱套，烟叶混杂没区分，火候控制不严，香味全跑了，剩下一嘴呛人味。 烟叶本身不差，是工艺糟蹋了好料。包装更是瞎搞，印着些花里胡哨的图案，还卖得不便宜，群众根本不认。产品滞销问题不是出在用户认不认可，而是厂子自己没打磨好。 褚时健没有写方案，没有教师爷的腔调，带着几个技术人员直接上手。围绕陕北烟叶的特点，重新调整配比，加工参数改到每一度都精细标准。烘烤过程他蹲在设备旁，每隔十分钟记录一次温度变化，烟丝干湿度他亲自检测。 为了节省成本，他删除了几道不必要的工序，还重新设计了烟盒包装，用素净的红字和宝塔图案取代烧钱的复杂印刷。成本降了三成，产品整体不光更好抽，也更实在了。 产品焕新，销路却没开。他开口调动红塔的渠道资源，主动替延安介绍给西北地区的烟草专卖系统。他定了规矩，货先铺，卖出去再结账，卖不动就收回。这是用红塔的信用在做保票。 他还拍着技术员的肩说，靠纸上谈兵没用，你们得学会自己跑，跟村口的小卖部聊，跟矿区的食堂讲薄利多销。厂里的销售员听得进心里，开始一站一站跑，烟越卖越多。 原本没几个工人愿意干的焉活，褚时健白天站现场，晚上带着人加班改数据，一口热饭都顾不上吃。工人们看急了，也跟着主动留下来干活。一个月不到，积压的几十万箱库存加工完了，很快卖掉了。 工资补发，宿舍点上了灯，停了几个月的车间，机器重新响了起来。厂长想给他发奖金，他一句话拒绝了。只拿了一瓶延安的小米，说要带回云南尝尝。他留下一句嘱咐，让大家继续干下去，厂才能活。 红塔内部有意见，说核心配方轻易外传就是扶起竞争对手。他没多解释，只说自己当年也靠别人搭过一把手，那是命。他知道，要是只管一家独大，行业里剩下的都得烂，这种局面对国家没好处。 延安卷烟厂这场硬仗打完，运转了一段时间。后来全国烟草合并，厂子逐步边缘化，品牌被整合，很多当年的人调走。可这段经历在延安厂没消失，老职工聊起他，从不吝啬一句敬重。 几年后褚时健因为风波离开烟草系统，转身上山种橙。他什么都不懂，从土壤到水源一个个问题啃下来。工棚是自己搭的，把简易床放在橙树边，碰到橙子病虫害就彻夜看书试验，干旱就带人修引水渠，刚种两年就来了一场霜冻，大半橙树被冻死，他急得整夜不睡。 熬了几年，橙子丰收了，可却卖不动。他守着仓库犯愁，就在这时，延安卷烟厂送来了订单，还写明了比市场价高出一成。他指着订单一行“136吨”的字，一下没说出话来。 橘子被当成福利分发给厂里每一个人，卡片上写着一段话，说这些果子是恩人种的。褚时健让老伴亲手写卡、贴纸条，一箱箱打好包，说这是回礼不是买卖。 一来一回隔了十八年，那一批批从仓库运出的箱子，像是当初那些堵在车间烟丝的回响，也像是搬运到了山头上的一份感情。厂子的陈列柜里如今还摆着那瓶小米和一叠手写笔记，是新进工人参观时必须讲解的一部分。 有人说他帮那么多厂是不值当，放着红塔那摊大事业不管，花时间去管别人家的命运。他不在意，早年在戛洒的糖厂快倒的时候，也是靠着人帮，加上自己咬牙才爬出来的。他看重的不是对等交换，而是能不能拉别人一把。 一辈子做实业，他话不多，只说两个字，实在。他信的是产品，信眼前这地能种出点啥，是不是配得上工人的劳动。 有些人名垂青史，有些人淡出视野，而有些人，在别人最难的时候搭了把手，后来别人记了一辈子。这个账本算不了利息，也不挂在业绩榜上，可在人心里，过得去。 这世上从没有净赢不输的局，但实实在在做事的人，总不会空手走完。 信息来源：界面新闻《【中国企业家】褚时健:我已经甘心了 我筋疲力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