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培源先生回忆说，“毛主席和杨振宁的会谈结束了，众人都站了起来，可毛主席却没站起来。 1973年的中南海书房，空气凝固了具体的几秒钟，镜头不需要给全景，只消盯着那一双浮肿严重的腿，还有那只扣在沙发扶手上、青筋暴起的手，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送客，这是一场惨烈的肉搏。 一边是80岁的老人，肺心病、高血压和白内障构成的生理包围圈，让他连看东西都模糊，另一边是刚刚在黑板上推演完“规范场论”的智性巅峰，周恩来和周培源已经起立，唯独主角被困在宽大的座椅中。 就在刚才过去的三个小时里（也有人回忆是一个多小时），这间屋子里没有那个年代惯有的政治口号，空气里飘荡的是《庄子》中“一尺之锤，日取其半”的哲学思辨，是关于质子、中子不可分性的物理对撞。 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调侃，如果物质分到最后不能分了，那科学家岂不是要失业，这种对宇宙本源的极致好奇，一度让人忘了他是一个连吃饭睡眠都成问题的重病号，谈话结束，物理定律重新接管了现场，毛泽东上身前倾，试图对抗地心引力。 那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浮肿的双腿像灌了铅，几次尝试，身体都在半空中颓然跌回深陷的沙发，这时候，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动作，他没有掩饰这种生理性的溃败，也没有维持统帅的威严，而是坦然地把手伸向了站在面前的杨振宁。 “来，博士，拉我一把”这一声请求，没有任何修饰，像极了邻家需要搭把手的老大爷，杨振宁当时愣了一下，这位在世界物理界顶峰行走的科学家，那一刻的反应完全是下意识的，他冲过去，双手紧紧握住那只手。 他不敢猛拽，那是何等尊贵又何等脆弱的身躯，他像对待某种易碎的精密仪器，缓慢地向后借力，一点一点把老人从沙发里“拔”了出来，站稳后，毛泽东喘着气，自嘲了一句：“我老了，这是在接受马克思的请帖了”。 这句话把杨振宁眼眶里的泪水逼了出来，也把一种沉重的死亡阴影，化解成了哲学式的幽默，站在旁边的周培源目睹了全程，这位后来的北大校长，在那个瞬间感到的不仅仅是“烈士暮年”的心疼，更敏锐地捕捉到了某种信号。 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年份，最高领导人对一位理论物理学家的这种“求助”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政治契约，他把手交出去的瞬间，交付的是信任，也是对科学底蕴的承认，这一“拉”后劲太大。 周培源回去后，硬是顶着压力在《光明日报》发文，撕开了基础理论研究荒废多年的口子，他读懂了那个动作：国家像那个老人的身体一样，需要科学来搀扶，而杨振宁，这个当年意气风发的诺奖得主，后半生的轨迹也被这一握改变。 他后来回清华教书，不是走过场，是真的一车车往回拉设备，甚至亲自去检查实验室的电缆，他在黑板上写板书的速度很慢，但他把规范场论和统计力学，一点点刻进了中国学生的脑子里。 历史有时候不写在红头文件里，就写在两只手的握持之间，那一刻，毛泽东请求杨振宁拉他一把，是为了肉体上的站立，而随后的岁月里，杨振宁和周培源这帮人，拼了命地拉了中国科研一把，是为了让这个国家在逻辑和理性上站得住。信息来源：党史频道-毛泽东、周恩来的最后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