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53年，杀害李大钊的了明禅师，被五花大绑带到刑场准备枪毙，出乎意料，行刑前他对提出一个要求：“我死有余辜，但是能不能别打我的头？” 1953年4月26日，上海的空气里透着一股湿冷的腥气。 刑场上跪着一个枯瘦的老头，五花大绑，浑身抖得像风里的落叶，这人76岁了，要是走在弄堂里，也就是个不起眼的算命先生，但此刻，他身后的黑洞洞的枪口，正等着结束他罪恶的一生。 就在行刑官验明正身准备动手的当口，这个老头突然崩溃了，哆哆嗦嗦地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要求：“我知道我死有余辜，但是……能不能别打我的头？” 一个杀人无数的刽子手，临死前居然还担心死后能不能全尸？这不仅仅是怕死，更像是心里有鬼，为了这一枪，他等了26年。 时间回到1927年的北京，你会发现这个跪在地上的老人，当年是何等的嚣张与精明，那时他叫雷恒成，是大清皇族的后裔，更是从日本警察学校留学归来的“技术官僚”。 在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侦缉处，他不是那种只会耍横的流氓，而是一个有着精密算法的猎手。 那年4月，张作霖想要抓捕躲在苏联使馆兵营里的李大钊，但苦于没有确凿证据，更忌惮外交豁免权，这时候，雷恒成出手了，他截获了邮局的信件，像拼图一样锁定了目标，但这还不够。 为了万无一失，他设计了一个极度阴损的圈套：派手下吉世安假扮朋友，拿着一张写着“外面对你风声紧”的假条混进使馆，当苏联人把纸条转交给李大钊的那一刻，物理连接确认了。 4月6日，雷恒成根本没讲什么“外交规矩”，直接指挥300多名武装军警，砸开了苏联使馆的大门，在这场不对等的围猎中，他不仅抓了人，还顺手把李大钊随身携带的一把小号勃朗宁手枪揣进了自己兜里，这把枪，后来成了他炫耀权力的战利品。 但真正让他对“头部的完整”产生执念的，恐怕是20天后的那场处决。 1927年4月28日，张作霖动用了从意大利进口的绞刑架，那不是痛快的斩首，而是一种名为“三绞处决法”的酷刑——把人吊上去，绞勒到濒死，放下来换气，再吊上去。 李大钊在那个冰冷的铁架子上，被反复折磨了二四十分钟才停止呼吸，那天，雷恒成就在旁边冷眼看着，把这种地狱般的场景，当成了自己升官发财的台阶，他比谁都清楚，当一个人的头部和颈部遭受毁灭性打击时，那种痛苦有多么漫长。 作恶的人，往往比好人更迷信。 1945年日本投降后，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汉奸，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他太懂侦查与反侦查了，所以他的伪装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 第一层皮，他在北京香山寺剃了光头，化名“了明禅师”，白天念经，晚上做噩梦，但随着解放军进城，他觉得北京的空气都带着审判的味道，于是又扒了这层皮，一路南下跑到了上海。 在上海马立斯新村，出现了一个留着山羊胡、穿着旧僧衣的算命先生“赵志安”，他每天敲着木鱼，给人测字卜卦，却唯独算不出自己的死期。 那个木鱼声，对他来说不是礼佛，而是为了掩盖心跳的噪音。 但他有个致命的弱点——贪婪与虚荣，即便是在最落魄的逃亡日子里，他手腕上始终戴着一块金表，那是清末王公赏赐的旧物，是他“皇族血统”的最后一点念想。 正是这块金表，成了卡死他命运齿轮的最后一颗沙砾。 1951年，一封检举信惊动了公安部长罗瑞卿，上海警方接到了死命令：挖出这个“了明禅师”。 侦查员鲁全发没有大张旗鼓，而是乔装成一个外地工人，在马立斯路的算命摊前蹲点，当他听到那个算命先生嘴里蹦出的纯正“京片子”，再看到那只枯瘦的手腕上晃动的金表时，逻辑链闭环了。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伪装能完美掩盖罪恶的腐臭味。 抓捕的那一刻，极具戏剧性，当鲁全发亮明身份，雷恒成手里的木鱼“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在审讯室里，面对自己当年的履历档案，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特务头子，心理防线像纸一样碎了。 回到1953年的那个刑场，雷恒成乞求“别打头”，或许是因为他脑海里一直回放着26年前李大钊在绞刑架上的样子，他怕疼，怕死后不得全尸，怕因果报应。 但历史是公平的，它不会因为刽子手的恐惧而变得仁慈，那声迟到的枪响，最终还是在上海滩的上空炸裂，为这段跨越半个世纪的恩怨，画上了一个血红的句号。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杀害李大钊的凶手落网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