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8日，她是和李大钊一同走上绞刑架，她目睹了李大钊第一个登上绞刑架

1927年4月28日，她是和李大钊一同走上绞刑架，她目睹了李大钊第一个登上绞刑架，低着头，刽子手误以为这个柔弱女子害怕了，便走到她身边，妄想动摇她 北京西交民巷的早晨，有股说不出的压抑。 京师看守所院子里，木匠刚搭好的绞刑架直愣愣立着，木头缝里还冒着刨花味。军警的皮靴踩在地上咚咚响。 那天的名单上写着二十个名字。 第一个，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共北方区领导人李大钊。最后一个，是个三十多岁的瘦弱女子，叫张挹兰，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醴陵西乡人，也就是今天渌口区洲坪乡。她出身书香门第，家道已衰，人却很硬气。 要说她怎么走到这里，还得往前捋。 1919年，她从醴陵出发往北京闯，家里人盼着她读书成才，将来当个老师，用“教育救国”。 到了北大教育系，课堂上常见一个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老师，叫李大钊。 她一回回挤在教室里听课，笔记本里把“帝国主义”“军阀”“工人运动”这些新词写得密密麻麻，心里的算盘就慢慢变了味。 1925年4月，她加入“中山主义实践社”，顺势进了国民党，不久就当上实践社理事。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北京街头血迹还没退干，白色恐怖已经罩下来。 中共北方区委的机关转到地下，李大钊他们换了战场。4月，北京特别市党部再改组，她的名字出现在执行委员名单里。 为推进妇女运动，市党部办了一份《妇女之友》，她挑起主编，兼着“妇女之友社”主任。1926年9月创刊，到1927年4月被查封，一共十二期。表面上谈家务育儿，字里行间塞进反帝反封建的火药味，这份小刊物成了妇女运动接上大革命电流的导线。 1927年3月，原来的妇女部长刘清扬调走，这位早期共产党员临走前特意向李大钊提了张挹兰，说这人能扛事，可以考虑吸收入党。李大钊只说一句，先让她再经一番考验。从那以后，她几乎连轴转，白天开会办刊物，晚上跑联系，灯火常常烧到深夜。 真正的考验很快压下来。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南方的血雨一波接一波传到北方。蒋介石急电张作霖，主张把已经抓到手的共产党人干脆“一刀切”。 4月6日，京师警察厅发动大搜捕，宪兵、军警、特务三百多人出动。那天，李大钊、邓文辉，还有张挹兰，都被抓进西交民巷这座看守所。铁门一合，二十多天的牢狱生活就这么开始。牢房里潮湿阴冷，审讯室灯光刺眼，威胁利诱换着花样上，刑具往身上招呼。她咬紧牙关，把嘴封得死死的，不吐一个同志的名字，不松一条线头。 这一折腾，她自己心里也越来越明白，路已经走到岔口的尽头。要活命很简单，说几句“知错”“不干了”，甚至把组织里的情况吐出来，门就开了。可那样活下去，算什么。二十多天里，她把这个账来回算，算到最后，干脆不再琢磨，把生死看成一笔已经写死的账。 到了4月28日，“特别法庭”匆匆宣判，对二十位革命者下了“立即处以绞刑”的命令。院子里绞刑架竖起来，军警如临大敌。李大钊第一个被叫到，他神色还是那样温和，从容走上绞刑台，就义前还留下一张遗照，目光坦然，仿佛平日走进课堂。刽子手恨得牙痒痒，竟把他绞了三次。 张挹兰站在队伍的末尾，不忍看见这一幕，下意识地低下头。刽子手误以为这个女人被吓软了，凑上前来，准备来一套“劝降”。她忽然抬头，眼神像两把利剑，冷不丁扎在人心上，把对面那人看得一愣。 轮到她走上前，步子不快不慢，肩背挺得笔直。 负责执行的警官伸手一拦，语气里带着一股“好心”：你年纪轻轻，又是女流之辈，搞什么革命。现在这里只剩你一个人，只要说一句以后不干了，就放你出去，外头也没人知道。他把性别当成一张可以换命的牌，递得很自然。 张挹兰给出的答案，一点不含糊。要她不革命，叫妄想。她还说，正因为是女子，才更为自己的死感到骄傲。跟着李大钊去殉他们共同的事业，在她心里是最高的荣耀。话说完，转身登上绞刑架，脚步干脆，没有回头。 从醴陵一个没落书香门第，到北大课堂上的女学生，到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执行委员、妇女部长，再到《妇女之友》的主编，再到西交民巷绞刑架前的第20个名字，这条路表面上看是一步步往前走，处处也都能掉头。每一处都可以停下，每一处也都可以转身。 她没有选那些看上去好过一点的路，只是一次次往前迈，迈到最后，连退路都让自己走绝了。 后来，在株洲烈士纪念园里，人们给她立了介绍牌，姓名、籍贯、职务、牺牲时间，几行字把三十五年的生命压成一块。 真正烧得通红的那个瞬间，还留在1927年那个灰蒙蒙的早晨，留在她抬头说出“不革命，妄想”的那一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