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邓稼先临终前来到天安门广场，看着车水马龙来来往往，他转头问妻子：“30年后，还有人记得我吗？” 往前追，他一辈子的路，早早就拐向了这条线。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邓稼先出生在安徽怀宁一个书香门第，八个月大随母亲到北京，父亲在那边教书。念中学时最爱数学和物理，书正看得起劲，战火压了过来。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北平沦陷，一九三八年十月汉口失守，侵略军逼老百姓举着日本国旗“庆功”。十四岁的邓稼先伸手抢过一面旗，当街撕得粉碎，扔地上连踩几脚，老师吓得脸都白了，连夜劝他父亲赶紧把孩子送走。 父亲没兜圈子，只留一句：“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和弟弟告别时，这个瘦小少年憋出一句：“现在只有仇恨，没有眼泪。” 大姐领着他南下昆明，又送到四川江津插班读高三。 有一次，他在江边山路上看见日机轰炸，炸弹一颗颗砸在民房上，火光直冲天，山下连一枪一炮的回声都没有，他那会儿算是记住了：弱国没有真正的大后方。 一九四一年秋，他进西南联大物理系。 宿舍四面漏风，饭碗里是掺沙子的碎米，头顶不时响起警报，讲台上是几位当时顶尖的物理学家，下面坐着后来拿诺奖的一批学生。这样的环境把他原本有点潇洒的少年劲压下去，人整天扎在书堆和演算本里。 一九四六年，他回到北平，在北京大学当助教，课堂上有两个学生后来成了他命里绕不过去的人：学医的许鹿希，物理系的于敏。 一九四七年，他考上美国普渡大学。 一九五零年八月二十日，二十六岁，拿到博士学位，三年课程被他一年零十一个月啃完，“娃娃博士”这个说法不算夸张。美国教授替他画好的路，是去英国深造、冲击世界大奖，他心里装着的，是那句“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我学成一定回来”。 九天以后，八月二十九日，他站在威尔逊总统号轮船甲板上，和一群留学生合影，船头对着的，是一穷二白的新中国。 回国以后，他进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八年连续发表原子核理论论文，把中国在这一块的空白一点点补上。 那时新中国刚站稳脚跟，工业底子薄，头顶罩着别人的核威胁，外面不少人认定，这个国家顶多在道义上喊两句，真想自己造原子弹，想都别想。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主管核工业和核武器的二机部成立，钱三强挂帅。 八月，他把三十四岁的邓稼先叫进办公室，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你去干怎么样。 二机部在北京组建九所，核武器理论研究室主任的牌子落在邓稼先头上。那天晚上，他回家，只对许鹿希说：“我要调动工作了。”去哪，不能说；干什么，不能说；信箱号码，总可以告诉吧？他还是摇头，连信都不能写。最后只剩几句压在桌上：“这个家以后靠你了。我的命，献给这个工作。这事要能干成，这一辈子就值，为它死也值。” 从那以后，他像从学术圈蒸发了。 不出国，不公开做报告，不在期刊上署名。 白天整个人消失在城里某个角落，晚上提着公文包回家，谁也问不出他单位在哪。原子弹理论刚起步时还有苏联专家带着走，没多久专家撤走，资料也收回去，还甩一句：中国人二十年也造不出原子弹。美国那边情报机构看法差不多。 九所里，家底薄。算盘、计算尺、几台手摇计算器，再加一屋子纸和笔，一列列数据就这么算出来，算完装麻袋堆在墙角。每一个模型要推上万组数据，哪串数字错了，前面全白搭。 他们把苏联专家留下的参数算了九遍，还是不放心，干脆从头推，自己给出关键数据。 华罗庚看了，说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一九六一年，原子弹理论的大门总算被敲开。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新疆罗布泊上空，第一颗原子弹在一百零二米高的铁塔上点火，十四点五十分，读秒声压住所有人的心跳，白光一闪，巨响炸开，蘑菇云直冲九霄。 很多人第一次觉得，自己脚下这片土地没那么容易被人吓倒。那会儿，他已经带着原班人马悄悄做起氢弹理论。 一九六五年年底，他和于敏拿出“邓于方案”；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成功，美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用了七年多，法国八年多，苏联四年多，中国两年零八个月扛过去，成了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 一九八四年，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他写下一首诗：“红云冲天照九霄……”算是给自己二十年攀高留了个脚印。 后面的日子，就只剩病房、手术、止痛针，还有天安门广场那句“三十年后，还有人记得我吗”。 多年以后，被他叫“小游”的警卫员游泽华，在氢弹爆炸成功五十周年那天去了八宝山，对着墓碑说：我来看你。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当年在四川工作的地方，每天有很多孩子去看你，他们拿你当榜样。 这几句话丢回去，那天广场上的那句“还记得吗”，算是接上了茬。 记不记得，也许不用谁喊口号，只看后来多少人愿意像他那样，把一点看不见的重量悄悄扛在自己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