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迷信“清官”或“好人政治”了。人性经不起权力的考验——不是人不够好，而是权力太诱人。新加坡的成功，恰恰在于它从不相信道德自律，而是用制度把权力关进铁笼。 人性本身就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而权力带来的支配力和寻租空间，恰恰会把这种本能放大到难以控制的程度。所谓的“清官”或“好人政治”，本质上是把国家治理的安危寄托在个人道德的偶然性上，可现实反复证明，再坚定的初心，在不受约束的权力诱惑面前也不堪一击。 权力不是简单的岗位职责，它背后牵扯着资源分配、利益倾斜的巨大空间，商人想走捷径、群众想办急事，都可能成为权力变现的突破口，这种诱惑从来不是靠“思想觉悟”就能完全抵御的。 李光耀建国初期的观察，正是对这种现实的深刻洞察。周边的亚洲国家一个个在贪腐中陷入停滞，印尼的苏哈托政权时期，腐败渗透到从底层官僚到第一家族的每一个环节，军人集团、政治家族和垄断企业相互勾结。 霸占了全国最赚钱的产业，普通民众的劳动成果被层层盘剥，原本6%的经济增长率也没能让民生改善，最终让腐败成为根深蒂固的社会病。 菲律宾的情况更糟，马科斯家族聚敛了数十亿美元的财富，之后的历任政府也没能摆脱权钱交易的泥潭，政客靠家族势力和企业支持当选。 上台后就用特许经营权、项目审批权回报支持者，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都多是总统亲信，反腐只能停留在口头。 2023年以来仅防洪工程的腐败就造成上千亿比索的损失，直接把经济增速拉到疫情后的最低点，投资也纷纷流向周边国家。 这些国家并非没有“好人”，但缺乏约束的权力结构，让好人要么被同化，要么被边缘化，最终拖垮了整个国家的发展根基。 新加坡的成功，核心就是彻底抛弃了对人性的幻想，用刚性制度把权力的每一个可能寻租的缝隙都堵住。 他们成立的贪污调查局拥有近乎不受干预的权力，只要有合理怀疑，就能对任何官员实施无证逮捕，还能直接搜查扣押相关文件财物，甚至有权调查银行账户、股票账户和保险箱，任何人拒绝配合都要面临罚款或监禁。 更关键的是法律里的推定制度，只要官员的财产与其合法收入不成比例，又说不清楚来源，就直接推定是腐败所得，这让“装傻充愣”“死不承认”完全失去了意义。 除了事后严惩，新加坡更注重事前防范的制度设计。所有公务员在任职前必须申报个人财产，包括动产、不动产、银行存款和股票，任职期间财产有任何变动都要主动说明，申报材料还要经过公证处审查和反贪机构核实，一旦发现异常立刻启动调查。 这种全程透明的监督，让权力运行的每一步都暴露在阳光下，想搞暗箱操作难度极大。就算是反贪机构自身的官员，也没有特权，贪污调查局成立60多年来，涉案层级最高的助理司长杨少雄，因为挪用公款赌博被起诉，面临终身监禁。 前交通部长易华仁收受40万新元好处费，也被直接判刑一年，没有任何“法外开恩”的空间，这种“零容忍”让每个官员都清楚，贪腐的风险远大于收益。 而合理的薪酬体系，正是这套制度的重要补充。李光耀的判断一针见血，低薪不是考验人性，而是逼着好人犯错。一个官员要赡养老人、抚养子女，还要维持基本的体面生活，如果薪水微薄，面对商人递来的“好处费”，面对唾手可得的利益，很难有人能长期守住底线。 新加坡的高薪不是单纯的“发福利”，而是让官员的合法收入足以覆盖生活所需，甚至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再加上稳定的养老金、良好的职业声誉等长期收益，让廉洁成为一种更“划算”的选择。 这种设计不是相信官员会因为高薪而良心发现，而是通过提高廉洁的收益、加大贪腐的成本，从利益权衡上引导官员选择合规路径。 说到底，新加坡的廉政建设从来不是靠道德说教，而是构建了一个“不能贪、不敢贪、不想贪”的制度环境。不能贪是因为权力被全程监督，没有寻租空间；不敢贪是因为惩罚极其严厉，一旦犯错就身败名裂；不想贪是因为合法收入有保障，廉洁的收益远大于风险。 这也印证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人性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能够约束人性的制度。与其寄希望于少数人的道德光辉，不如用完善的规则让每个官员都只能选择廉洁，这才是治理贪腐最可靠、最持久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