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湖北周女士移植了自己7岁儿子的肾，最终重获新生，而她的儿子却离开了人世，儿子生前最后一句话：我是妈妈的男子汉，我死后让妈妈替我活着。 2011年，湖北荆州人周璐被查出双肾衰竭，医生说已经到了尿毒症阶段，只能依靠长期透析维持，或者等待极其稀少的肾源。她咬牙选择透析，每周三次，一次几小时，手臂上针眼密布，透析完浑身发软，还要回家照顾四岁的儿子陈孝天。 半年后，命运又补了一刀。孩子开始频繁头疼、呕吐，走路东倒西歪。家人把他送到武汉大医院，检查结果是脑部长髓母细胞瘤，很快接受了手术。第一次手术算是成功，全家以为熬过了最难的关。 好景不过一年多。2013年秋天复查，肿瘤复发，癌细胞已在脑内多处扩散。到2014年初，肿瘤压迫视神经，他先是视物模糊，很快彻底失明，只能靠声音辨认亲人，身体也渐渐瘫软在床。 那时家里积蓄已经耗尽，外债越借越多。周璐透析效果越来越差，医院多次下达病危通知，说如果再等不到肾源，随时可能撑不住。 孩子天天听在耳里、看在眼里。他听到护士讨论妈妈的检查指标，也看到透析后妈妈虚脱在椅子上大口喘气。抽血时，他疼得发抖，却还要对妈妈说自己不疼。奶奶陆元秀心里像被刀割，她悄悄去问医生，如果孙子的病实在无力回天，他的肾能不能救儿媳。 化验结果显示，母子同为O型血，组织配型高度匹配，从医学角度完全可行。这个答案让全家人既看到一线希望，又没人敢向周璐开口。她得知后几乎崩溃，坚决表示自己宁愿死，也不能用儿子的器官续命。 家里人反复劝说，说孩子若真走了，肾在她体内继续工作，也是母子生命延续。真正打动她的，是孩子自己说的话。 一次清醒时间稍长，他摸着妈妈的脸，小声说自己是妈妈的男子汉，要是先走，就把肾留给妈妈，让妈妈替他活下去。周璐抱着孩子痛哭，挣扎了四十多天，最终在器官捐献同意书上签下名字。 2014年3月底，陈孝天被转入武汉解放军一六一医院重症监护室，武汉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进病房反复确认意愿，家属决定尽可能多救几个人，不只捐出一个肾。 4月2日凌晨，监护仪上的心电曲线最终拉成直线，医生默哀片刻，开始手术。左肾被送往同济医院，为周璐做移植；右肾和肝脏通过国家分配系统，分别移植给襄阳一名21岁女孩和武汉一名27岁患者。 同一时间，周璐被推进同济医院手术室。手术后，那枚孩子的肾脏很快恢复功能。这是湖北省首例直系亲属间遗体器官捐献案例。醒来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向腹部，哑着嗓子追问医生，孩子给的肾工作得好不好。 出院以后，周璐按时吃抗排异药，定期复查，把儿子的照片放在包里。她加入红十字志愿队，到学校和社区做宣讲，讲这个七岁男孩如何在病床上做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保护妈妈。陈孝天的名字被刻在荆州器官捐献纪念碑上，成为当地第十七位器官捐献者。 多年以后，人们再提起这件事，记住的不只是新闻标题，而是病房里那句稚嫩却笃定的话。周璐清楚，自己每一次呼吸里，都有儿子的一部分。她活下去，不只是替自己，也是替那个自称“妈妈的男子汉”的小身影继续看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