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一个深夜，周恩来刚躺床上，准备睡觉。警卫员关了灯，正要走出房间，总理突然问：“你在我这里工作几年了？” 1968年的那个深夜，卧室灯光熄灭的瞬间，空气里只剩下窗外透进来的清冷月色，警卫员小高刚摸到门把手，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把刚降临的寂静划了一道口子“你在我这里工作几年了”周恩来的声音不大，但在黑暗里听着格外沉。 小高愣了一下，下意识挺直了背：“总理，八年了”八年，这在任何职场都是个资深数字，通常意味着信任和默契，但在这个房间里，这个数字成了某种“资格审查”的开端“时间不短了”黑暗中的声音继续传来。 带着一种只有深夜才会显露的疲惫，“我岁数大了，事情杂，脑子难免有想不周全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不能只管吃喝拉撒”这话听得小高后背发紧，一般领导对身边人的要求是“听话”和“照顾”周恩来却把逻辑调了个头，他要的是“政治纠错”。 “我有想不到的，说错的，你们要替我想，提出来”周恩来翻了个身，背对着门口，“不要拿我的名字去压人，知道了吗”这种“纠错权”不是挂在嘴边的客套，一旦触碰到特权的红线，温和的总理会瞬间变成严苛的审计员，那个上海产的报温器就是个雷。 小高当时觉得理所当然，厂家拿来试用的新品，既没付钱，也没觉得是个事儿，毕竟是“试用”技术部门也需要反馈，但周恩来的账本里没有“试用”这两个字，在他看来，不付钱的拿，就是权力的变现，是特权的特洛伊木马。 得知没给钱，他的语气立马变了：“不懂技术不是理由，为什么不汇报，这种口子不能开”最后的结果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补钱，做检查，这不是为了那几个钱，是为了把特权的引信给拆了，这种近乎洁癖的自律，在人民大会堂深夜的餐桌上表现得更执拗。 按那时的规定，晚上11点以后吃夜餐是有补助的，换句话说，免费，制度都开了绿灯，谁也不会说什么，可周恩来偏不，每次夜餐结束，他都要在桌上留下8毛钱，哪怕是和部长们开会到凌晨，哪怕服务员小张再三解释“这是规定允许的”他也坚决要把这8毛钱付出去。 在他这里，制度给的特权，他选择弃权，这8毛钱的硬骨头，和他平时吃进嘴里的东西是一个味道，不管是在水库工地还是田间地头，你看不到“总理特供”他和工人分那一碗豆浆，和农民啃同一个硬得掉渣的窝窝头，和大家一起喝青菜豆腐汤。 这哪里是吃饭，分明是在用物理方式填平“官”与“民”之间的那道沟，如果说对钱和物是“抠门”那周恩来对自己的身体简直就是“残忍”那一年他67岁，每天清晨六点，洗漱间里就会传出刷牙声，同时伴随着翻阅纸张的脆响。 一手拿着牙刷，一手拿着文件，这是他对“早晨”的定义，七点半，他准点出现在怀仁堂，一直运转到深夜，这时候的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块高能电池，每一毫安的电量都要输送给这个国家，这种超负荷运转终究是有物理极限的，到了74岁那年，身体终于强制拉闸。 有一次，他晕倒在办公室，整整两个小时无人知晓，想想看，一个大国总理，独自倒在冰冷的地板上，时间一分一秒流逝，那是怎样一种令人心悸的孤独，等他醒过来，第一反应不是叫医生，而是封锁消息，爬起来继续干。 面对老友的劝说，面对癌症的侵蚀，他只扔出一句话：“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留给党和人民”这不是修辞，这是他最后的交付方案，他把时间、精力、甚至最后一点生命力，都当成了必须交出去的公粮。信息来源：人民网党史频道第九章 晚年岁月【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