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一汉奸夜审地下党，拷打一半时忽发现，对方竟是自家亲戚 1939年那个冬天，安徽亳县（现在的亳州）冷得邪乎。城东北角有个叫“花园庙”的地方，原本是座古刹，日本人来了以后，把这儿变成了据点。墙高沟深，里面住着一小队鬼子，还有二十多个伪军特务。对于当地老百姓来说，这儿就是阎王殿，进去不死也得脱层皮。 就在11月17号这天晚上，审讯室里的火盆烧得正旺，那股子焦糊味儿掺着血腥气，直往鼻子里钻。 “说！你是哪部分的？到城里跟谁接头？” 说话这人一脸横肉，手里的皮鞭蘸了凉水，“啪”的一声抽在受刑人的脊梁骨上，顿时皮开肉绽。被绑在刑架上的年轻人，疼得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淌，牙都快咬碎了，可嘴里翻来覆去就那一句话：“长官，我真是良民，进城卖蒜的，哪是什么密探啊！” 这个正在受大刑的年轻人叫陈子良，真实身份可不简单，他是刚从延安抗大毕业的新四军地下交通员。而那个下死手的审讯官，正是当地出了名的汉奸小队长，名叫刘德山。 这事儿咱们得从头天上午说起。那时候抗战形势紧，新四军第五支队急需一份关于日军兵力部署的绝密情报。陈子良是个新手，刚毕业回来，组织上安排老交通员王萌林带着他。 俩人接了死命令：脑袋掉了，情报也得送到首长手里。 为了把东西送出去，两人乔装成了卖大蒜的货郎。王萌林是老江湖，推着独轮车走在前头，那车轱辘上特意抹了黄泥，看着就跟刚从地里出来的一样。陈子良跟在后头。到了花园庙这个卡子，盘查得严，陈子良到底是读书人出身，没见过这种刺刀见红的阵仗，眼神稍微那么一慌，就被眼尖的伪军给扣下了。 王萌林在前头看着干着急，但干地下工作有铁律，眼睁睁看着战友被拖进了据点。 回到审讯室，刘德山已经打累了。看着眼前这个被打得半死却依然嘴硬的“蒜贩子”，刘德山也没了耐心，把鞭子往地上一扔，恶狠狠地骂道：“不招是吧？行，明儿一早送给皇军喂狼狗，我看你骨头有多硬！” 生死就在这一瞬间。陈子良脑子转得飞快，他忍着剧痛，操着一口地道的土话大喊：“我真是冤枉啊！我是黄水窝村的人，我家在村东头住了几十年了，不信你去打听打听！” 这一嗓子，让正准备出门的刘德山猛地停住了脚。 “你是黄水窝的？”刘德山转过身，眉头皱成了个“川”字，眼神里那股子杀气淡了几分，多了一丝疑惑。 原来，这刘德山的老家，正是黄水窝。 陈子良一看有门，赶紧顺杆爬，这时候拼的就是心理素质。他装作委屈巴巴地说：“是啊长官，我爹叫陈长河，早先在村里教私塾的。那年发大水，还是我爹带人修的堤坝呢，这事儿村里老人都知道。” 这话一出，刘德山的脸色彻底变了。他依稀记得，自己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逃荒那会儿，确实受过村里陈家的接济。他试探性地问了一句：“既然你是陈家的，那你认不认得陈家公？” 这其实是个套。陈家公是当地的名人，也是陈子良的三叔。 陈子良心里跟明镜似的，立马接茬：“长官说笑了，那是我三叔，前些年还住村西头呢，后来搬老宅去了。”接着，他又说了几件村里的陈年旧事，连村口那棵被雷劈了一半的老槐树都说得丝毫不差。 这一刻，空气凝固了。 刘德山仔细端详着眼前这个血肉模糊的年轻人，记忆的大门一下子被撞开了。按辈分算，陈子良还得管他叫一声表舅。虽然这亲戚关系出了五服，但在那个宗族观念极重的年代，这就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自己人。 拿刘德山这种人来说，他是汉奸不假，手里有人命也不假，但在中国传统的乡土伦理面前，他犹豫了。如果把自家外甥送给日本人杀了，以后他刘德山死了都没脸进祖坟，脊梁骨都得被村里人戳断。 更何况，这些当汉奸的，心里都有一本账：日本人长久不了。给自己留条后路，总比把事做绝了强。 刘德山挥挥手，屏退了左右手下。他走上前，没有继续行刑，而是亲手解开了陈子良身上的绳索。他压低声音：“今晚这事，烂在肚子里。出了这个门，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为了做戏做全套，刘德山对外宣称抓错了人，还假模假样地把陈子良“骂”出了据点大门，甚至亲自送了一程，避开了日本人的流动哨。 出了据点的陈子良，顾不上满身伤痛，在夜色中狂奔。他在城外茶摊旁找到了焦急等待的王萌林。两人不敢耽搁，连夜赶路，终于在拂晓前将那份藏在蒜头里的绝密情报，安全送到了新四军首长的案头。 凭着这份情报，部队精准伏击，端掉了日军的一处火力点，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故事到这儿还没完。 时间一晃到了1951年，新中国成立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曾经作恶多端的刘德山被揪了出来。公审大会上，群情激奋，老百姓都喊着要枪毙这个汉奸。就在法官即将宣判死刑的关头，已身居要职的陈子良站了出来。 他没有为刘德山的罪行开脱，汉奸就是汉奸，这一点没得洗。但他向组织如实反映了当年的那段隐情：在那个关乎生死的夜晚，这个汉奸确实因为一丝尚未泯灭的人性以及宗族亲情，放过了新四军的交通员，间接为抗战出了一份力。 最终，鉴于这一立功表现，刘德山被改判为有期徒刑，保住了一条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