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天，密云猪头岭村的邓玉芬正在地里收红薯。58岁的她腰弯得很低，手上全是泥，突然听见有人喊：“你家永兴回来了！”邓玉芬拔腿往家跑，六年了，她以为七个儿子全死在战场上，现在有人说老三回来了？会不会是哪个骗子冒充的？ 腿在往家跑，心却像被一只手揪着，悬在半空。六年，太长了。长到她几乎已经不敢再抱任何希望。邓玉芬，这位后来被誉为“英雄母亲”的普通农妇，送走七个儿子的场景，就像昨天刚发生，又像是上辈子的事。 那是抗战最艰苦的年月，八路军来到了密云。邓玉芬没读过书，不懂得大道理，但她认一个死理：鬼子来了，不赶跑他们，谁也别想过安生日子。 她跟丈夫任宗武商量，把大儿子永全、二儿子永水送去了白河游击队。那是她的心头肉啊，送走时，她偷偷抹了一夜眼泪，可天一亮，还是把连夜缝好的鞋塞进儿子包袱里，说：“去吧，好好打鬼子。” 仗越打越惨烈。1942年，丈夫任宗武和四儿子、五儿子在反“扫荡”里遭日军包围，一起遇害。家里的顶梁柱塌了。邓玉芬咬着牙，没在人前哭出声，她把眼泪咽进肚子，把更小的六儿子、七儿子也叫到跟前。老六才十几岁，老七更小。 村里人都劝：“留个根吧！”邓玉芬摇摇头，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没有国，哪来的家？都去！跟上你哥哥们的路。”她亲手把两个孩子也送进了队伍。至此，她七个儿子，全部上了抗日前线。一个家，就剩下她一个妇人，守着几亩薄地，等着不知能不能回来的信。 等待是最残酷的煎熬。先是大儿子永全牺牲的消息传来，死在丰滦密根据地。接着是二儿子永水，牺牲在渤海之滨。消息一个接一个，像钝刀子割肉。四儿子、五儿子是和父亲一起走的。六儿子永恩，1944年在战斗中负伤，没药医治，死在了邓玉芬的怀里。 她抱着这个还没成年的孩子，身体一点点变冷，她的眼泪早就流干了，只是木然地给他整理好破烂的军装。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她七个儿子，已经确认了六个牺牲。 只剩下老三任永兴，自打1943年跟着部队走了以后，就音信全无。六年，两千多个日夜，没有任何消息。在那种年月，没有消息，几乎就等于最坏的消息。邓玉芬心里早就默认了，她的永兴，大概也和他的兄弟们一样，埋在不知哪座山岗上了。 所以，当“永兴回来了”的喊声传来时，她的第一反应不是狂喜，是恐惧。她怕，怕这又是一场空欢喜，怕有人拿她这老婆子寻开心，更怕看到的是一个陌生的、冒充她儿子来讨好处的人。 她跌跌撞撞跑回家，门口已经围了些乡亲。拨开人群，她看见一个穿着破旧军装、又黑又瘦的年轻人站在那儿，正局促不安地搓着手。那眉眼，那轮廓……邓玉芬的呼吸停住了。 她颤巍巍地走过去，没说话，伸手去摸年轻人的耳朵后面——永兴小时候那里有块小胎记。手指触到的瞬间，她的世界“嗡”的一声。是真的，那块熟悉的印记还在！ 老三任永兴真的活着。他当年负伤掉队，被老乡救下，后来辗转寻找部队，又参加了后来的解放战争，直到全国胜利，才终于有机会回家看看。 他看着眼前苍老得几乎认不出的母亲，“扑通”一声跪下了，喊出一声憋了多年的“娘！”邓玉芬这时候才像猛然醒过来，一把抱住儿子，浑身抖得像个筛子，六年里压抑的所有悲痛、恐惧、绝望和此刻汹涌而出的、不敢置信的狂喜，化成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哭。那哭声里，有六个儿子的魂，有一个母亲被战争撕碎又勉强拼凑起来的心。 邓玉芬的故事，后来传开了。人们称她为“当代余太君”。可我觉得，任何古典比喻都无法完全概括这位母亲的重量。她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不识字，没出过远门。 是战争，是国破家亡的苦难，把她逼到了历史的前台，做出了一个母亲最残酷也最伟大的抉择：把所有的骨血，都献给了保卫家园的事业。她没想过当英雄，她只是无法忍受当亡国奴，只是朴素地相信，把鬼子打跑了，后人才能过上好日子。支撑她熬过一个个噩耗的，恐怕就是这点念想。 我们常说“八年抗战”，那是历史书上的一个数字。但在邓玉芬这里，是接连送走七个儿子的决绝，是六个阵亡通知书的冰冷，是六年音信全无的折磨。战争的代价，就这样具体而微地压在一个母亲的肩上。永兴的归来，是悲剧中的一丝微光，却更映照出那牺牲的无比沉重。 一个家庭，七个儿子，六人牺牲。这不是虚构的传奇，这是中华民族血肉长城上，一块真实而斑驳的砖石。当我们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感到抽象时，不妨想一想邓玉芬那双扒开泥土找红薯的、颤抖的手。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