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丽丽，真是让人不能理解！ 送老板进去我能理解，她要求公司赔偿我也能理解，我最

崔丽丽，真是让人不能理解！ 送老板进去我能理解，她要求公司赔偿我也能理解，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她为什么要穿着那件事发当天的衣服出席庭审现场。 ​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那件衣服又不能作为证据，只会让自己难受。她在采访中说自己都不愿意去想那个过程，是看了监控以后才有零星的回忆，那穿起曾经的“血衣”不是会让自己想起曾经的经过吗？ 今天当崔丽丽穿着那件事发当天的衣服走进法庭时，旁听席上响起一阵细微的骚动。所有人都清楚，这场针对前公司的诉讼，核心是职场性侵引发的工伤认定纠纷。 她把老板送进监狱，要求公司赔偿，这些举动都能被理解。可为何偏偏要穿上这件满载痛苦回忆的衣服？这个疑问像一根刺，扎在许多人心里。 有人说这是刻意煽情，毕竟衣服不能作为法律证据，对庭审结果起不到实质作用。也有人猜测她想靠这种方式博取同情，可了解她经历的人都知道，这个年薪曾达120万的销售总监，从不是会靠眼泪博关注的人。 她能在汽车核心零部件行业打拼十几年，从基层做到管理层，靠的是不服输的韧劲和实打实的能力。三次高考的经历，早已把她的性格打磨得比常人更坚韧，这样的人会需要用“苦肉计”来争取支持吗？ 回溯整个事件的脉络，或许能找到答案的线索。两年前那场噩梦发生后，崔丽丽的生活被彻底打乱。老板先是提出用200万现金或北京一套房加50万求谅解，被她断然拒绝。 随后的两年诉讼里，她既要收集证据应对庭审，又要承受外界的流言蜚语。有人说她“小题大做”，有人猜她“想出名”，可她始终没松过劲。 直到法院最终判决老板有期徒刑4年，将职场性侵精神伤害首次认定为工伤，她才算是赢回了公道。可这场胜利的代价，是她被公司辞退，是挥之不去的创伤后遗症，是深夜里一次次被噩梦惊醒的煎熬。 那件衣服，对她而言或许早已不是普通的衣物。它更像一个具象化的“证人”，承载着最真实的痛苦记忆。崔丽丽在采访中提到，自己原本不愿回想那段经历，是监控录像让她拼凑起零星的片段。 这种记忆的碎片化，反而让那件衣服成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穿上它走进法庭，或许是她与过去和解的一种方式——不是沉溺于痛苦，而是直面伤害，告诉所有人：我经历过黑暗，但我没有被打倒。 再看这场诉讼的对象，是她曾效力多年的前公司。对方出庭人员或许不会因这件衣服感到不适，可崔丽丽的目的，或许本就不是针对某个人。她想传递的，是对职场不公的反抗，是对“受害者沉默”的否定。 在很多类似案件中，受害者往往因害怕舆论压力选择隐瞒，而崔丽丽用这种看似“极端”的方式，撕开了职场潜规则的遮羞布。她要让更多人看到，即便身居高位，即便经济独立，女性依然可能遭遇侵害。 即便过程艰难，即便代价沉重，反抗依然有意义。有人质疑她的“目的”，可当一个人经历过如此深重的伤害，当她为了正义坚持两年，放弃高薪工作，承受身心双重压力时，所谓的“目的”难道不应该是更简单也更珍贵的东西吗？ 是尊严，是公道，是不让更多人重蹈覆辙的决心。崔丽丽曾说“不争馒头争口气”，这句话里藏着的，是一个女性在遭遇不公时的底线与坚守。她不需要靠衣服来证明什么，可这件衣服，却成了她坚守底线的无声见证。 从另一个角度看，崔丽丽的举动也给社会敲响了警钟。职场性侵案件中，受害者往往面临“举证难”“维权难”的困境，很多人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逐渐失去信心。 而崔丽丽用自己的方式，让更多人关注到这类案件的复杂性，关注到受害者在维权路上的艰难。她的衣服或许不能改变庭审结果，却能让更多人开始反思：我们该如何为受害者创造更安全的维权环境？如何让职场不再成为潜规则的温床？ 那些质疑她“别有用心”的声音，或许忽略了创伤对人的深刻影响。创伤后遗症不是一句“过去就好了”就能抚平的，它需要时间，需要理解，更需要受害者找到与创伤共存的方式。 对崔丽丽而言，穿上那件衣服，或许是她与创伤对话的一种方式——承认它的存在，却不被它定义。这种直面痛苦的勇气，远比所谓的“目的”更值得被看见、被尊重。 崔丽丽的故事还在继续，她或许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彻底走出阴影。但她的坚持，已经给了很多人力量。当人们还在争论她穿那件衣服的“目的”时，不如多想想：如果换做是我们自己，在遭遇同样的伤害时，是否有勇气像她一样站出来？ 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受害者，我们是该质疑还是该支持？说到底，崔丽丽穿的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而是一个受害者的勇气，一个反抗者的坚守。她的目的从来都不复杂，不过是想让正义不缺席，让尊严不蒙尘。这样的“目的”，难道不值得我们尊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