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个叫高华忠的士兵，接到了掩护全营撤退的死命令。 1979年2月23日的那个深夜，云南边境95号高地死一般寂静，这地方刚刚经历过一轮绞肉机般的厮杀，空气里还挂着未散的硝烟味，几个掉队的炊事班战士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归队路线，黑暗中有人脚下一软，踩到了一团湿漉漉的东西。 那触感不对，不像是岩石，也不像是被炮火翻开的焦土，战士打开手电筒，光柱颤抖着扫过地面，所有人瞬间头皮发麻，那是一团“烂泥裹着血”的混合物，再凑近一点，这团“烂泥”竟然有一双眼睛，还在微弱地转动。 这根本没法称之为“人”他的膝盖和手肘处的军裤已经磨烂，白森森的骨头直接露在外面，伤口里嵌满了黑色的砂砾和草屑，最恐怖的是脸。下巴像个破布袋一样耷拉着，原本应该是口腔的位置，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血洞。 几个战士壮着胆子辨认了半天，才敢确认：这是二连一班的班长，高华忠，那个两天前就已经“失踪”被大家默认牺牲了的老兵，要把这具躯体抬上担架成了难题，军医赶到时，试图托起他的头部，结果手刚一碰，高华忠嘴里哗啦一下，吐出来的不是血块。 是碎牙和骨头渣子，那一瞬间，没人敢说话，在场的都是见惯了生死的汉子，但看着这具还在呼吸的残躯，有人当场背过气去。 48小时之前就在这片阵地上，当时高华忠正带着全班9人死守高地，给一营主力撤退争取时间，那颗子弹从左腮打进去，动能瞬间释放，又从右腮穿出来，这种贯穿伤在医学上几乎是判了死刑。 人类的口腔结构瞬间崩塌，下颚骨粉碎性消失，24颗牙齿瞬间变成了锋利的弹片，把舌头搅成了一团烂肉，按照常规战损逻辑，他应该当场休克，或者死于窒息，副连长当时就急了，下了死命令，强行指派两名新兵用担架抬着他撤往后方救护所。 这本该是一次常规的医疗后送，但在战场上，意外总是比明天先到，天黑路熟的新兵少，那个负责护送的小组在丛林里彻底迷了路，这是个绝望的博弈：带着重伤员盲目乱撞，三个人都得死，把他藏好，分头去找路找救援，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两名新兵做出了符合逻辑的选择，他们把高华忠藏在草丛里，留下了水和干粮，转身没入黑暗，随后的两天两夜，这里发生了什么，只有高华忠自己知道，当救援队后来顺着记号找回来时，原地只剩下一滩干涸的血迹，高华忠不见了。 一个下巴碎裂、失血过多的重伤员，能去哪，现场的痕迹给出了答案：他没有在这个“安全点”等死，也没有试图往后方逃命，地面上拖拽的血痕，指向了95号高地，那是他原本坚守的阵地。 这完全违反了求生本能，在意识模糊的边缘，这个1975年入伍的老兵，大脑里可能只剩下最后一个导航坐标：归队，他不是在爬行，他是在冲锋，但这几十个小时的路程，是真正的人间炼狱。 没办法吞咽，饥饿感烧得胃里冒火，他就拔起路边的野草，混着泥浆硬塞进那个血肉模糊的喉咙洞里，渴了，就爬到泥坑边，嘴唇已经闭合不上，他只能像荒野里的受伤野兽一样，把脸埋进浑浊的脏水里，依靠本能去舔舐。 白天，云南边境毒辣的太阳把伤口晒得流脓化水，晚上的山风像刀子一样往骨头缝里钻，手掌磨烂了，就用手肘撑着。膝盖磨穿见骨了，就用大腿根部蹭，一寸一寸，硬是把自己从鬼门关拖回了阵地边缘。 直到被炊事班踩到的那一刻，他这口吊着的气的才算松下来，送到后方医院时，医生检查完口腔，摘下口罩时手都在抖，哪怕是最资深的外科大夫，也无法解释这种生理极限下的存活机制，只能插着流食管维持生命。 每次换药，纱布都要从新长出来的肉芽上硬生生撕下来，疼得他全身抽搐，冷汗把床单湿透，但他一声不吭，因为发声器官已经没了，等稍微清醒一点，高华忠用那双还能活动的手，颤颤巍巍地向护士比划，他没有问“我的脸还能好吗”也没有问“以后怎么吃饭”。 他反复比划着同一个动作，直到护士看懂了那个意思：“大部队，都安全撤回来了吗”后来，上级给他记了一等功，授予了“战斗英雄”称号，但在那个年代，这些勋章的分量，往往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这不是一个关于杀敌数字的统计报告，这是一个士兵关于“忠诚”最原始的生理反应，在下巴碎裂、孤立无援的48小时里，支撑他爬过炼狱的，或许不是什么宏大的口号，仅仅是因为，他是个班长，他不接受自己掉队。要死，也要死在战友身边。 信息来源：天下贵州人——贵州英雄谱丨十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贵州英雄知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