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反击时，军委让邓华指挥，邓华拒绝道：我不合适，有两个原因。对越自卫反击战动员阶段，中央选调人才，军委选了邓华，认为他在大兵团指挥上的才能一定能够在对越战役时发挥作用，但邓华本人却拒绝了这次指派，表示自己不合适，而且还专门推出了两个原因。 1979年初的北京，空气里甚至能嗅出火药味，中南海怀仁堂的灯光下，一份沉甸甸的名单摆在了案头，南疆局势已经到了非动手不可的地步，数十万大军箭在弦上，只缺一个能压得住阵脚的统帅。 在那个节骨眼上，军委的目光几乎是没有任何悬念地锁定在了邓华身上，这太合乎逻辑了：井冈山下来的老底子，打海南岛时把大海当陆地攻的奇才，更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指挥过百万大军、把美军逼到谈判桌前的顶级战将。 无论是资历还是战绩，这张帅印交给他，在当时所有人看来，都是一道无需计算的最优解，然而当那份足以让任何将领热血沸腾的调令送到邓华手里时，期待中的豪言壮语并没有出现，这位在朝鲜冰原上都没皱过眉头的硬汉，对着调令沉默了许久。 最后，他给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回复：不去，这不是怯战，更不是因为他那时已经恢复工作、身居高位而爱惜羽毛，但当我们翻开那些发黄的档案，依然会被邓华当时冷静到近乎残酷的自我剖析所震撼，他拒绝的理由，干净利落，只有两条。 第一条理由，他谈的是“时间”从1959年离开军队核心，到1977年重返军事科学院，这中间横亘着整整18年的断层，这18年里，他在四川主管农业机械，跑遍了巴蜀的山山水水，虽然手里也有地图，但那是农田水利图，不是作战地图。 当他重新穿上军装时，眼前的这支军队已经让他感到陌生，当年的步兵老传统还在，但诸兵种合成的现代化战法已经成了主流，通讯手段变了，火力配置变了，更要命的是人变了，当年的小鬼如今成了师长、军长，他对这些中高级指挥员的脾气、能力一无所知。 “帅不知将”这是兵家大忌，邓华太清楚这里面的风险系数，他坦率地承认，自己像个封刀多年的老侠客，虽然内功还在，但如果拿着旧地图去指挥新战争，那是对几十万年轻战士生命的不负责任。 第二条理由，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抗美援朝的冰天雪地不仅留下了赫赫战功，也给他的肺部和支气管留下了永久性的病根，那是极寒环境刻在身体里的伤痕，平时静养尚可维持，一旦上了战场就是定时炸弹。 医生早就下了通牒：必须静养，而南疆战场是什么环境，高温、高湿，那是出了名的瘴气之地，对于一个严重的肺病患者来说，那里潮湿闷热的丛林简直就是不折不扣的“催命符”邓华怕的不是死在战场上，他怕的是作为大脑的中枢指挥官。 在战事最胶着、需要24小时连轴转的关键时刻，因为身体原因倒下，临阵换将，军心必乱，他精准地计算了自己身体崩溃的概率，然后为了大局，主动掐断了这个风险源，他在回绝信里没有半句虚言，直接建议军委启用一直未脱离一线、且熟悉边境情况的许世友和杨得志。 后来的历史走向，完美验证了邓华的战略眼光，许世友在东线的大刀阔斧，杨得志在西线的机动灵活，这套班子打得顺风顺水，而留守北京的邓华，并没有做一个旁观者，虽然人没去前线，但他的脑子全速运转了起来。 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强忍着病痛，开始了一场“书桌上的战斗”他调动了自己毕生的大兵团作战经验，特别是对抗美援朝后勤保障的复盘，整理出一份份详尽的建议书送往军委，那些关于山地作战的战术分析，后来成了前线部队极其宝贵的参考。 甚至在战后，他还拖着病体专程飞赴广州，拉着参战回来的指挥员们复盘座谈，把那些鲜血换来的教训整理成教材，留给后人。 1980年，也就是那场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邓华将军因病离世，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他完成了从指挥员到战略顾问的角色转换，现在看来，当年那个坚定的“不”字，分量丝毫不亚于一场胜仗。 在这个名利场中，知道何时进取是能臣，知道何时退让才是真正的国士，邓华用他的拒绝，为那场战争排除了最大的指挥隐患，这或许是他军旅生涯中，最后一次、也是最深沉的一次“指挥”。 信息来源：淮阴工学院副教授———邓小平想派遣邓华指挥对越战争，思虑再三后为啥遗憾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