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国民党特务向戴笠揭发李时雨可能是地下党员。可没想戴笠听闻此事后，却是扑哧一笑：“在座的所有人都可能是地下党，唯独他李时雨不可能。” 李时雨能走到这一步，靠的并不是运气。他很早就明白，在情报系统里，太正直、太干净反而容易被盯上。他给自己设计了一套活法，处处表现得精明、现实、爱算计，对利益看得很重，说话做事都留有余地。在汪伪和军统的圈子里，他从不摆清高的姿态，该应酬就应酬，该示弱就示弱，让人觉得他和多数投机分子没什么区别。 在工作中，他表现得勤快又听话，任务完成得干净利落，很少给上级添麻烦。正因为这样，重要事务反而更容易落到他手里。文件流转、人员动向、行动安排，这些关键信息在他眼前来来回回。他表面上只是在执行命令，私下却把真正有价值的内容悄悄传递出去，有时还会提前做些铺垫，帮同志避开风险。 也有人对他产生过疑心，觉得他在某些问题上反应过于冷静，甚至有点刻意。但这种怀疑很快就被他自己化解。他从不急着为自己辩解，反而顺着别人的话承认一些无关痛痒的小问题，把注意力引到别处。时间一长，怀疑的人反倒觉得是自己多想了。 戴笠对他的信任，是一步步累积起来的。在多次关键时刻，李时雨都站在了戴笠期待的位置上，态度明确，行动迅速，没有留下把柄。这种长期稳定的表现，让戴笠形成了一种固定判断，也让后来的检举显得站不住脚。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李时雨得以继续留在核心位置，活动空间越来越大。 这种生活持续了很多年，外人看到的只是一个在权力夹缝中求生的人，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内心的选择。每一次传递消息，每一次掩护行动，都是在高压下完成的。一旦出现失误，不只是身份暴露的问题，还可能连累更多人。他始终保持克制，从不贪功，也不留下任何可以追溯的线索。 等到局势发生变化，这段经历才逐渐被人提起。回头看，他并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举动，却在日复一日的隐藏中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很多时候，胜负并不取决于一次行动，而是在漫长时间里能否守住位置，稳住身份。李时雨正是靠这种方式，在最危险的环境中坚持下来，把事情做完，也让那些误判他的人，成了他最牢固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