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迟群被刑满释放，此时的他已经步入了花甲之年，而且还没有退休金，没有医保，没有住房。当年那个名噪一时的人物，沦落到如此落魄的地步，也让人体会到了什么叫因果报应。 迟群1932年出生在山东乳山海阳所镇，1949年参军入伍，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凭着在部队的表现，一步步做到了8341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这支部队是负责保卫中南海的，能在这里任职，足见当时他是得到信任的。 1968年，因为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武斗失控，上级派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校园维持秩序，迟群作为军宣队负责人之一进入清华，从此踏上了他最风光的仕途。他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后来又升任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还兼任了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手里握着教育和科技领域的不小权力，成了文革后期清华大学的实际掌控者。 当时他身边从不缺簇拥者，办公室每天都有人排队汇报工作、攀关系，衣着光鲜，说话做事都带着不容置疑的底气，那时候的他，根本想不到日后会沦为街头无人问津的糟老头子。 迟群能爬到这个位置，和他参与组建“梁效”写作小组有很大关系，这个小组专门撰写迎合当时局势的文章，影响不小。但他掌权后就暴露了本性，工作不负责任，还经常酗酒发脾气，辱骂下属，甚至在男女关系上不检点。 1973年，他还找过数学家陈景润，逼着对方揭发华罗庚“盗窃”他的研究成果，纯属无中生有。1975年，因为没当选中央委员，他和同为清华领导、当选中央委员的谢静宜反目，两人公开吵骂，在教职工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同年8月，清华党委的惠宪钧、刘冰等人写信给毛泽东，揭发迟群和谢静宜的问题，这封信后来还成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导火线。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迟群也跟着被逮捕，随后被免去所有职务并开除党籍。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这意味着他不仅要坐牢，之前的工龄、职务待遇也全部被取消，这为他晚年的落魄埋下了伏笔。 按照1986年国务院发布的劳动制度改革规定，像他这样被开除党籍、判刑的人员，原单位不会保留公职，刑满释放后也不能享受原有的退休、医疗待遇，只能和普通待业人员一样自谋出路，但他的身份又没人愿意接纳。 1986年提前释放后，迟群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他没有住房，只能厚着脸皮住在北京远房亲戚家的小杂物房里，那房子狭小昏暗，摆一张单人床就没多少落脚地，墙角堆着他捡来的空瓶子和废纸板，靠这个换点零花钱糊口。他很少出门，就算出门买最便宜的杂粮，也会戴顶旧帽子把帽檐压得很低，就怕被以前认识的人认出来。曾经前呼后拥的风光和如今无人问津的落魄，让他变得沉默寡言，性格也越发孤僻。 那时候全国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都还在完善中，1987年广东等地才出台政策，要求帮助“两放”人员解决就业、住房问题，但迟群既没有单位接收，也不符合民政救济的条件，没医保就更不敢生病，只能硬扛。 几年后，迟群听说建国前参加工作的人能用工龄抵扣房款，他和妻子都是1949年前参加工作的，本想用工龄加少量钱换一套小房子，好歹有个自己的家。可他跑遍了以前工作过的清华大学等单位，都被告知找不到他的个人档案，没有档案就没法办理购房手续。 他急得不行，想给上级写信求助，可笔刚拿起来，就因为情绪太激动引发了脑溢血，没多久就在睡梦中去世了。让人唏嘘的是，就在他去世一天后，清华大学突然打来电话，说他的档案找到了，可这时候一切都晚了。 迟群的晚年落魄，说到底都是自己造的孽。他借着特殊时期的权力胡作非为，诬告他人、败坏风气，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失去职务和党籍后，既没有生活来源，也没有社会保障，连档案都成了无人过问的“遗留问题”。反观那些踏实做事、坚守底线的人，晚年都能安享生活。他的经历也让人明白，权力再大也不能肆意妄为，做人做事守住底线，才能有安稳的晚年。
